李琳琦：徽商及徽商精神

徽商及徽商精神（提纲）

安徽师范大学  李琳琦

一、徽州、徽商、徽州文化

（一）何谓徽州？

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

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徽州是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位于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处（东南是浙江、西南是江西）；“介万山之中”，它的东面是天目山和白际山、南面是五龙山、西面是黄山。这又是一个既“封闭”而又“开放”的地域。“封闭”是因为它众山环抱，对外陆路交通不便；“开放”是因为境内的河流众多（大的水系有新安江、昌江、乐安江、清弋江，可以顺流进入浙江、长江和江南地区），为徽人的对外联系提供了便利，再加徽州的先民们开辟了许多古道，也打通了与周边的陆路联系。

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徽州的行政区划具有稳定性。徽州，在西周以前，属《禹贡》所说的扬州之域。春秋时属吴，吴亡属越；战国时属楚。秦朝统一后，在徽州置黟、歙二县。晋武帝太康时，改名新安郡；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新安郡为歙州；“而名之曰徽州，则自宋宣和三年也”（北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秦朝以降，徽州的行政区划虽然有变化，但基本上是古代黟、歙二县的地域。从唐代大历五年（770年）（距今1249年）起，徽州地区被划分为一州（歙州。宋改为徽州、元升为徽州路、明清为徽州府）辖六县（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的格局，除婺源一度升为州外，直至清末，一直未曾变动。

（二）何谓徽商？

这是一个地域商帮的概念。

徽商是指明清徽州府所辖的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绩溪县、黟县六县，以乡族关系（即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商人群体。徽商是个地域商帮的称号，而不是泛指个别的零散的徽州籍商人。

作为一个地域商帮，徽商是明朝中叶才形成的。因为徽州商帮的形成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有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徽州富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其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徽州商人为了战胜对手，有结成商帮的必要。而这两个条件只有到明中叶才能具备。

徽商的形成有四个标志：一是徽人从商风习形成；二是徽人结伙经商的现象非常普遍；三是“徽”“商”或“徽”“贾”二字已经相联成词，并成为一个特定概念的名词被广泛使用；四是作为骨干的徽州盐商已经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

（三）何谓徽州文化？

这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

什么是徽州文化呢？我的老师张海鹏教授给它下的定义是：“它（徽州文化）是在原徽州（府）下属六县（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所出现的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并且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整合。它植根于本土，伸展于各地，即由‘小徽州’和‘大徽州’文化融合形成的内容丰富、品位较高的一座文化宝藏”。

这个定义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徽州文化的地域范围：既包括“小徽州”，也包括“大徽州”。二是徽州文化的内涵：是“各种文化现象的整合”，如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乃至徽墨、徽砚、徽笔、徽纸等等。三是徽州文化的实质：“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并且具有一定学术含量”。“普遍性”是指徽州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典型性”是指徽州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发展的典范，“学术含量”是指徽州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学术研究意义。

徽州文化的特色是什么？如果用几个字来表达就是：商成帮、学成派、立潮头。

“商成帮”。是指明中期这个地区形成的著名的地域商帮———徽商。它是明清时期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地域商帮之一。

“学成派”。是指徽州的每一种文化现象，都在继承中创新、发展，形成特色，自成“流派”。

“立潮头”。是指徽州的各种文化现象不仅自成流派，而且在当时具有“引领”作用。

二、明中叶至清中叶徽商发展兴盛的表现

（一）从商人数众多

明中叶后，徽州“业贾者什家而七”，有些乡村甚至达到了“贾者十九”的地步，“虽士大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其经商人数之多，为全国其他地区所罕见，从而使徽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商贾之乡”。

（二）活动范围广阔

明中叶后，徽商“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故时有“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谚。但徽商的主要活动地区则是长江流域特是江南地区，其次是运河沿岸和越大庾岭到闽广一线。

（三）经营行业广泛

明中叶以前，徽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山区的竹木、土特产品和所需的食粮，而明中叶以后则是“其货无所不居”，“猗顿之盐，鸟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多新安人也。”从经商人数和资本数量看，则“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

（四）商业资本雄厚

    明朝中叶：“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明谢肇制《五杂俎》）

    清朝中叶：“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清李澄《淮鹾备要》）比明中叶又增加了十倍。

清嘉庆道光时人汪喜孙说：“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清汪喜孙《从政录》卷2）

而清朝最盛的乾隆年间，国库存银最多的年份也只有7000-8000万两，中央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4000余万两。

所以，民国《歙县志》说：“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乾隆皇帝曾感叹说：“盐商之财力伟哉，朕不及矣。”

三、关于徽商精神的总结与凝练

（一）徽商精神是徽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精神虽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但它是在社会存在中产生的，同时它又会作为一种力量、一种导向，指引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一个民族的精神反映出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同样，一个群体的精神也反映出这个群体的特性，是这个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徽商之所以能够在明清时期崛起称雄，并执传统商界之牛耳长达三四百年之久，徽商精神的作用毋庸置疑。

（二）学界对徽商精神的总结没有特色、缺乏针对性

1. 王世华的总结：学者对徽商精神的系统总结，较早的应属安徽师大的王世华先生，他将徽商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富甲一方的徽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刘伯山的总结：概括为四个方面：不甘穷困，矢志千里，勇于开拓的精神；不怕挫折，执着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不辞劳苦，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的精神。（《徽商精神》，《安徽日报》1999年5月13日）

3. 朱万曙等的总结：把徽商精神总结成十二个方面：徽骆驼——徽商的吃苦精神；山外有山——徽商的开拓精神；诚信的收益——徽商经营的大方略；“贾而好儒”——徽商的文化追求；坚守伦理——徽商对传统的依赖；期望子弟——徽商对教育的重视；一人唱，众人和——徽商的群体意识；赢得社会——徽商的人生价值观；文化投资——徽商的另一种眼光；自卑与自重——徽商的矛盾心理；与天子交——徽商的莫大悲哀；回归田园——徽商的人生归宿。（《徽商精神》，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 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振徽商雄风”课题组的总结：将徽商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眼光向外、经营在外的开放精神；以德治商、讲求信誉的诚信精神；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同舟共济、相互扶植的和协精神。（吴克明主编：《徽商精神——徽商研究论文选（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年）

以上的列举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个基本面：其一，几乎都用了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开拓、进取、竞争、和协、诚信、爱国，用词上没有特色；其二，都尽可能的扩大、抬升徽商精神的内涵，最后总结出来的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几无二致，缺乏针对性。

（三）总结徽商精神应遵循三个原则

徽商是什么？徽商是指明清徽州一府六县形成的商人群体。徽商精神是什么？徽商精神是指徽商这个群体在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风尚、信念、情怀等意识形态。总结徽商精神，我们认为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要明确对象。它是指徽商这个特定群体的精神，不能泛化；

二是要明确依据。总结徽商精神的依据是徽商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徽商的实践活动。

三是要继承发展。前人已总结，并被广泛认可是精当的，我们要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再实事求是的进行当代诠释。

（四）徽商精神可以概括为：“徽骆驼”的进取精神和“贾而儒”的人文精神（简称“徽骆驼”和“贾而儒”）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认为，徽商精神可以总结和表述为：“徽骆驼”的进取精神和“贾而儒”的人文精神。简称“徽骆驼”和“贾而儒”。

第一，“徽骆驼”的进取精神。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中对“徽骆驼”的释义是：“徽州不产骆驼，此乃喻徽州人正义奋斗，宁死不屈之性格”。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休宁义士金声抗清被俘于绩溪丛山关，他被俘前告诫部下：“要做徽骆驼，不降异族。”据说，这是“徽骆驼”最原始的出处。后来，胡适先生在给徽州各地各乡会的题词中多次用“努力做徽骆驼”来激励同乡，“徽骆驼”之名遂远播海内外。经胡适的宣传，“徽骆驼”一词逐渐深入人心，“骆驼”也就被誉为徽州人、徽商精神的象征。我们认为，胡适用“徽骆驼”来比喻徽州人和徽商是贴切而精当的，它所蕴含的内涵也是丰富而深刻的。“骆驼”首先代表的是一种进取的精神，骆驼只有一直前行，遇到挫折不停顿，才能走向成功。在这种进取的精神里，同时还蕴含着成功的信念，这是生存的信念和发展的信念；还蕴含着协作的意识，骆驼穿越沙漠一般都是结队而行，这里有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骆驼的关系、骆驼与骆驼的关系，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困难。而这些，和徽州人、徽商无疑是高度契合的。徽人经商，是在人地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的生存和发展的选择，他们不仅要勇于走出丛山，而且要拥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所以徽州人是“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但光有进取的精神和成功的信念还不够，因为古代交通不便、社会治安不好、排外观念极强，一人独闯商海、侨寓他乡，无疑不切实际、也很难生存，于是徽人又利用故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特别是宗族血缘关系，结成从商群体、团结协作、共求发展，所以顾炎武在《肇域志》第三册中说：“新都(徽州)人……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

第二，“贾而儒”的人文精神。明清文献中，把徽商的“商（或贾）”字与“儒（或士）”字，联系在一起的论述很多。如休宁戴震曾说：徽州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晚清歙县人许承尧曾说：徽州人是“商而兼士矣”这种“贾而儒”或“商而儒”，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所表达的就是徽商的人文精神。徽商的这种人文精神，具体表现有三：

一是崇文重教的风尚。徽商声称：“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徽商热爱文化教育，不仅自己喜读书、有文化，而且不吝资财，亟置家塾、广设义学、捐修官学、倡建书院、捐输束修膏火、捐输科举资费、藏书刻书、兴办雅集，有力的促进了徽州本土和其侨寓之地的文化教育的发展。

二是恪守儒家的道德。徽商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视为立身行事之本，在经商过程中，大都能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行事：“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

三是社会担当的情怀。他们乐善好施，在修桥筑路、赈灾济困、扶危救难等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上不遗余力，反映出徽商的社会担当情怀。凡遇军需、河工、灾赈，徽商等都踊跃捐输，“以佐国家之急。”据史料纪载：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1671-1804) 的一百多年中，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前后共捐输白银三千九百三十万二千一百九十两，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几十万两。至于对民间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资助更是无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