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当前我国种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为什么还提出打翻身仗?
纵向比,我国种业发展速度并不慢,种植业的主要品种总体上靠自主选育,释放了育种活力,杂交水稻育种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也培育了一些优良的玉米、小麦品种;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用种市场,种质资源保存量也居世界第二位;育种科技人才、育种资源及技术都具有一定的基础,在这一轮生命科学技术革命中,我国的生物技术研发、应用没有掉队。但是,横向比,特别是同国际上育种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种业短板不少,比如:新品种多而不优,高产优质高效抗逆的优秀品种比重不高;种子企业多而不强,7000多家种子企业,多为“小舢板”,缺少“大航母”,我国前50强的本土种子企业销售额,赶不上国外一家“巨无霸”;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滞后,保存了50多万份种质资源,功能基因分析等基础性开发研究不足,利用率不高;科研力量分散,投入不足,集中度不高,资源配置不够合理,我国前50强种子企业的研发投入,仅相当于国外一家“巨无霸”15%的份额;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小,制度建设滞后。法律的生命贵在落实。法律的实施,有些需要渐进推动,有些则需要有力度,比如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存在哪些短板?
近些年,随着生物技术和分子育种的快速发展,我国主要粮食推广品种和核心亲本修饰改造较多,品种遗传基础变窄,新品种同质化严重,突破性品种少。我国大面积推广的水稻品种中,推广面积前10位的两系杂交稻品种,多为实质性派生品种。农业农村部科技中心利用国家标准《植物品种鉴定―MNP标记法》检测了4994个申请保护的水稻品种,若将遗传相似度大于90%作为阈值,存在实质性派生关系的占55%。检测的3208个申请保护的玉米品种,存在实质性派生关系的占34%。棉花、水果、蔬菜等新品种中,派生比例也不低。从长远看,这是影响我国重要农产品供给特别是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将来,要逐步降低我国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对外依存度,在耕地减少和化肥、农药使用量减少等约束条件下,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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