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楠：从盐商到儒医：道光盐法改革前后的河下汪氏

摘 要：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澎实施盐法改革后，大批纲商破产，河下盐商汪氏也深受影响。不过由于汪氏是盐商兼医家，因此在盐业经营衰微的背景下，医业在家族生存发展中的作用凸显。如果说纲盐改票前的汪氏医业是一种家族事业的传承，那么纲盐改票后的医业则更多是作为一种生计手段而不断发展，反映了变革时代徽商的生计适应，表明了徽商重视专业技能教育以及具有谨守先业的精神品质。

关键词：徽商；盐商；山阳医派；河下汪氏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江总督陶澎实施的两淮盐务改革，虽然起到了解决盐务弊端，杜绝私盐贩运，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作用，但票盐法施行后，淮北盐商利益遭受重创，大批纲商破产，一些因盐业而兴起的城镇也因之衰落。但商盐商毕竟不同于普通穷苦百姓，盐商作为垄断食盐运销特权的商人群体，有文化知识、有从商经验、有一定经济基础，那么票盐改革后，两淮盐商实现了怎样的生计转型？反映了变革时代怎样的精神特质？

淮安府山阳县河下镇位于府城西北角，地处淮河、运河交汇处，东面为运河入淮口末口。明初陈瑄开挖清江浦河，运河由淮安城东北改到城西北河下镇，河下逐渐成为造船物资的集散地及盐商的聚集地。明清河下的盐商以徽商居多，徽商以盐业、典当业、茶业、贩木业为四大支柱产业。鉴于此，本文以淮安河下盐商同时也属于山阳医派的汪氏家族为例，利用淮安图书馆现藏的《汪氏族谱》《山阳汪氏支谱》等文献资料，分析盐法改革时代背景下，医学职业在一个家族中由辅业到主业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从而有助于从一个侧面窥探徽商的精神品质。从而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徽商的精神品质以及“医业”在儒商眼中的地位。

一、盐商辅业：纲盐改票前的汪氏医业

徽商与两淮盐业关系密切，是两淮盐商的主体。淮安府山阳县河下镇，便是一座因盐业而兴衰的小城镇。河下镇位于淮安府城西北角，地处淮河、运河交汇处，东面为运河入淮口末口。河下城镇兴起可上溯至北宋故沙河的开凿，当时称满浦镇。南宋黄河夺淮以后，河下遂成为黄河南岸城镇，故得名“河下”。为避黄河水患对漕运的影响，明初陈瑄开挖清江浦河，运河由淮安城东北改到城西北河下镇，从此不再由末口盘坝入黄河，河下逐渐成为造船物资的集散地及盐商聚集地。

河下兴衰的重要因素是盐业，明弘治年间实施开中法以后，淮北盐运分司署设在河下镇，这里成为淮盐转运行销的枢纽，故有“产盐地在海州，掣盐场在山阳”的说法。尤其是万历十七年黄河改道草湾河入海后，河下镇从此远离黄河，优越的环境吸引大批商人前来，“盐策富商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造就了此后300多年间河下镇的繁华。明人邱浚盛赞河下镇“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河下最盛时有街22条，巷91条，坊13处。大量会馆公所、园池水榭、钱庄店铺创建于此，盐商在河下一带修建的园林名胜鳞次栉比，绵延十数里，有148座之多。钱铺约有三四十家，大者三万五万，本小者亦三五千不等。《淮安河下志》生动地描述了河下的繁华场景：

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舆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阛阓之间，肩摩毂击，袂帏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每当元旦、元夕，社节、花朝、端午、中元、中秋、蜡腊，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锦绣幕天，笙歌聒耳，游赏几无虚日。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

淮安河下的盐商中以徽商和晋商为主，在河下定居的徽商有黄、程、汪、曹、叶、胡、潘、俞等姓，其中徽商中的黄姓较早定居河下，程姓曾长期担任盐务总商。徽商不仅家资巨富，而且博学多才，重视文化教育，喜欢藏书著书，结交文人雅士，盐商子弟程晋芳便是其中的代表，袁枚赞扬他“平生绝学都探遍，第一诗功海样深”。明清两朝，河下一镇走出了67名进士、123名举人，与徽商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有极大关系。据地方志记载，河下程氏一门就出了6名进士、12名举人、11名贡生。科举成名者有官至吏部主事的程晋芳，有担任翰林院编修的汪廷珍。有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程沆。徽商还热心地方慈善事业，为淮安地方建设做出了贡献，例如来自徽州府歙县的盐商程姓，程量出资创建育婴堂和紫霄宫后楼，程钟建造收养孤贫的普济堂，程昌鸣重建魁星楼，程梦鼐重建河下淮渎庙，程氏还捐银800两铺设河下石板街。

盐商们注重养生，喜欢看病就医，因此河下镇不仅是盐商聚居区，同时也是名医云集之地，是“山阳医派”发源地。山阳医派是清代江苏地区的重要中医流派，后有名医230多人，医学著作有80多部，与苏州吴门医派、常州孟河医派齐名，故历史上有“南孟河、北山阳”之说。山阳医派以吴鞠通为宗师，吴鞠通出生于河下镇，是中医温病学集大成者，著有医书《温病条辨》。

来自徽州府休宁县竹林村迁至淮安河下的汪氏家族，是两淮盐商家族之一，而且河下汪氏是盐商兼医家，家族中出了山阳医派的代表人物。清乾隆年间，汪文益自徽州休宁县竹林村迁淮安府山阳县河下镇，自迁淮安河下一世祖汪文益至今延续200多年。据《汪氏族谱》《山阳汪氏支谱》等记载，汪文益为休宁拔贡，喜欢书法绘画，搜罗古今医籍，精通医学，汪文益的医学知识受教于其叔父汪韧庵。汪文益经营盐业的同时，常亲自配制丸膏丹散，还为贫苦治病施药，分文不取，可见此时的行医不以赚钱为目的，更多的是慈善的性质。王文益的医术为次子汪怀斌所继承，长子汪怀智忙于经营盐务，38岁时去世，留有—子富宁。

迁淮三世汪富宁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五月初十日，也是太学生，出生时其父去世，14岁时跟随叔父汪怀斌学习祖传医业。不过富宁因忙于盐务，平时极少从事医务。

二、悬壶为生：纲盐改票后的汪氏医业

汪富宁生子德元、魁元，汪德元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十月二十四日，汪魁元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五月二十日，为河下汪氏第五代。德元、魁元生活的年代，恰逢道光初年两江总督陶澍实施纲盐改票的盐务改革，盐商的专卖垄断地位被打破，河下镇由盛转衰，“河下自盐务改道，贫民失业，生无以养，死无以葬”，淮北盐集散中心由河下迁移至西坝。就盐商汪氏而言，盐业一蹶不振，大批盐商失业，商人面临生计选择。

兄弟二人均承家传医学，只不过长子德元改以“教读”为生，只有次子魁元因家境贫困、子女众多而改以行医为生，在河下二帝阁前开设诊所，匾曰“道宁堂”。由于此时以行医作为谋生手段，魁元秉承家传中医外科医术，更加潜心业务，很快名传乡里，当时有人赠联赞誉其“深情如印桃潭水，妙手能生橘井春”。行医的同时，魁元也热心慈善事业，尤为关注“字纸”“放生”二事，与举人黄曰堪等人在闻思寺内创建“惜字炉”和“瘗骨惜字会”，还在园明寺内修造放生池，还编纂了《汪氏迁淮宗谱》一部。汪魁元八十二岁时去世，其子汪哲继承父业，以医学行世，深得家传外科之术，先在淮安三仙楼施诊局行医3年，后又被清江西坝盐务公立同善堂施诊局聘为外科医师，行医30余年，著有《医案印存》等。

汪哲生子筱川、九韶。汪筱川（1870-1947），名九成，字仪庭，生于清同治九年，卒于民国三十六年。他秉承家学，先为太学生，然后弃儒就医，16岁时协助父亲坐诊，父亲去世后，又接替父亲为施诊局外科医士。清末淮北盐务局撤销后，西坝施诊局盐务公立同善堂官药局也停业，筱川回到河下老家挂牌应诊，慕名前来就医者络绎不绝，号称“医传七世，望重六州”。筱川创办了山阳中医学校、砀山县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河下时疫医院，创编了《康健新声》月刊，著有《汪氏外科秘方》《三世临证奇异录》等，先后担任山阳中医研究会、淮安县中医公会会长、名誉会长。筱川儿子士彪以及孙子树堂、嗣堂、荫堂等均从事医疗事业，后世子孙业医者大有人在。

三、结语：徽商特质与变革时代的生计适应

家族事业与时代是相联系的。河下汪氏是盐商兼医家，从医非盐商主业，更多的是家族技能的延续，故前三代都是单线传承。道光间“纲盐改票”的盐法改革后，盐业经营衰微，大批纲商破产，原籍徽州休宁的河下盐商汪氏也深受影响。在盐业经营衰微的背景下，医业在家族生存发展中的作用凸显，汪氏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钻研医术，以至于至七世汪筱川时，汪氏已成为山阳医派的核心代表。如果说纲盐改票之前的汪氏医业是一种家族事业的传承，那么纲盐改票后的医业则更多是作为一种生计手段而不断发展。

上述情况反映了变革时代徽商的生计适应，表明了徽商重视专业技能教育以及具有谨守先业的精神品质。徽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历来重视文化教育，这种传统也随着徽商的迁徙而带到全国各地，各地有关徽商捐资兴学、捐建书院、刻印书籍以及盐商子弟获取功名的记载比比皆是。一方面，个人文化艺术修养的提高便于结交官员等上层人士，可为经商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业儒是徽商子弟的重要出路，可以获取功名，光宗耀祖，进身仕途，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在没有生活之忧的情况下一代代传承祖上技艺，虽然医业像一根细线，但是连绵不断。在盐法变革的大时代，河下汪氏盐商很自然地实现了职业的转型，这得益于在没有生活之忧的情况下一代代传承祖上技艺，王氏家族的医业传承虽然像一根细线，但连绵不断，表明了徽对祖上的尊重和重视祖业继承，相信技不压身。商人、医生职业差别巨大，“贾而好儒”的徽商亦商亦医的双重身份，反映了徽商的义利观或慈善观，在他们眼里，儒商、儒医都是追求的目标，治病救人是徽商慈善行为的延伸，可以集儒商、儒医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