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运河的物流活动与商贸政策

李德楠

运河是古代的水上高速公路，也是一条重要的经济走廊。运河畅通方便了各地的物资交流，促进了商品的流转和商业活动的开展，使运河沿线呈现一片繁忙景象。沿运物资转运和商业活动的进行，伴随着商贸政策的实施。在当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分析历史上的运河物流与商贸政策，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大运河商业功能的认识，还可推进运河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和商业文化建设。

一、运河上的物流活动：粮运、盐运与贡运

运输是大运河的根本功能，早期的运河主要服务于军事活动，用来运粮运兵，例如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目的是兴师伐齐，与晋国争霸中原。后来，运河的军事功能不断减弱，经济功能持续增强。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每年沿京杭运河北上的漕运官船达11000多艘，运军约12万人，除运送国家规定的有漕省份的正粮400多万石外，还运送食盐、茶叶、竹木、砖瓦、棉花、烟草、贡品以及搭载运军携带的土宜产品。

粮食运输是大运河承担的首要任务，是国家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因此古代运河又称“漕河”，民间俗称“运粮河”。虽然作为“天庾正供”的漕粮本身不是商品，但漕粮运输活动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假如没有漕粮运输，也就不可能有沿运地区繁荣的商业发展。每年漕船回空返程时，都要搭载土宜产品，“每丁兑完粮后，即满载私货以行，船重如山”。这些借助运河输送的、远超漕粮数量的商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繁，促进了运河沿线的商品贸易。

运河航线上除大量的漕船外，也有从事商业活动的民船，主要短途运送各种农产品以及手工业品，一般集中在粮食、布匹、棉花、盐等几类商品及部分特产品和工艺品上，“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河间府志·风俗》记载了河北地区商品贩运情况，称：

贩缯者至自南京、苏州、临清；贩粟者至自卫辉、磁州并天津沿河一带，间以岁之丰歉，或籴之使来，粜之使去，皆辇致之；贩铁者农具居多，至自临清、泊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瓷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

盐业在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盐税为历代王朝征收国课之大宗，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收来源。历代王朝重视食盐的经营与运输，盐运有商运、民运之分，盐运发展带来巨大商机和利润。位于苏北地区的两淮盐场，以淮河为界分淮北盐场和淮南盐场，明万历间两淮盐业赋税约占全国盐课的一半，历史上有“两淮盐税甲天下”之说。万历间“纲运制”的实施稳定了盐商的地位和利益，促进了两淮盐商群体的形成。以徽商为主的盐商垄断了产盐区的食盐购买，大力发展盐、米贸易，“秋冬之交，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获利巨大，造就了盐商中的巨富大贾，富以千万计。水陆交通之便吸引大批商人与土著居民从事盐业贸易，造就了一大批盐业中心：沧州盐场林立，商贾云集，俨然一运河巨镇。杨柳青每年有大量的官盐、私盐在此囤积与销售。扬州、淮安是淮盐转运的枢纽，城市发展与盐业关系密切，所谓“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上”。

贡运即宫廷用品的运输，运河上运送时鲜贡品的黄、马快船上百只，此类船只体积小、速度快。就通行次序而言，贡鲜船只享有优先特权，其次是军运漕船，最后是商民船只。明王世雍《吕梁洪志》记载了大量贡品经由运河运往京城的情况，成化间南京各衙门每年起运各项物件共30起，实用船只162只：

其一则司礼监，曰神帛、笔料；其二则守备尚膳监，曰鲜梅、枇杷、杨梅、鲜笋、鲋鱼；其三则守备不用冰者，曰橄榄、鲜茶、木犀、榴、柿、桔；其四则尚膳监不用冰者，曰天鹅、腌菜、笋、蜜樱、苏糕、鹧鸪；其五则司苑局，曰荸荠、芋、姜、藕、果；其六则内府供应库，曰香稻、苗姜；其七则御马监，曰苜蓿。后加以龙衣、板方等船，而例外者亦多。夫物数以三十，而舟则以百艘。

后来数量不断增加，到嘉靖时“则滥驾者不减千计矣”。《利玛窦中国札记》也记载，万历十年至三十八年（1582-1610），每年南方各省要向皇帝运送各种在贫瘠的北京为生活舒适所缺少或需要的物品，水果、鱼、米，做衣服用的丝绸和六百种其他物品。 

二、运河的商贸政策：漕政、盐政、仓务与税则

为确保运道畅通，政府围绕运河漕运活动建立了一整套的管理制度，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驻扎了大批官员，对运河河道进行疏浚整治，对沿途仓储、税关进行管理。运河沿线设有河道总督府、漕运总督府、户部分司、工部分司、按察分司等管理机构，有管理人员驻扎巡查。因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管理机构云集于此，运河城镇的政治地位相应会有所提高。“运河之都”淮安以管理机构密集著称，是明清时期的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船制造中心、粮食储备中心和淮北食盐集散中心。

以仓储的设置为例，明代运河沿线设立淮安、扬州、临清、德州四大水次仓，其中淮安设有常盈仓，后来因实施漕粮长运法政策而废弃。到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江南河库道徐泽醇在淮安设立了丰济仓，咸同之际因捻军起义而毁于兵火。同治八年（1869），漕运总督张之万重建并迁仓址于城内康阜楼以东。张之万次年撰写从《重建丰济仓碑记》，叙述了丰济仓重建过程以及救灾备荒的功能，“积谷一万石，随时出易，用备灾荒”。丰济仓重建后，张之万、许佐廷、徐乃斌等官员“盖仓廒，置田亩、立规条”。据光绪《淮安府志》记载，许佐廷还制订了“积谷章程”十四条，以加强对运河仓储的管理。

再以钞关的设置为例，为征收运河商路上的关税，明宣德年间于运河沿线的“客商辏集处”设立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等钞关，“凡各处车辆船只，装载货物经过或彼处发卖，各照货物精粗，定收税银多寡”。以上七大钞关，六处位于运河沿线，除临清关征收船料税兼商税外，其他各关均只收船料税。清代继承了明代的钞关制度，设立浒墅关、临清关、北新关、淮安关、扬州关等榷关。钞关的设置是南北商业贸易激增且集中在运河沿线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所在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体恤运河商人：明万历三十五年徐州的蠲免政策

据《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记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徐州地方政府实施了一项蠲免政策，将“各关厢镇集门面房租，悉行蠲免”，房租按每月征80余两计，一年即可蠲免千余两。又据《明会典》卷35记载，此前的万历六年（1578），全国商税收入也只有150000两，平均每县100余两，可见蠲免数量之大。政策颁布后，当地政府作为一项长期政策“镌石示众，永为遵守”。当时徐州知州夏崇谦在《书册》题跋中高度评价该项政策，将其与唐代徐州刺史张封建相提并论，认为都是“节约镇徐”。上述蠲免政策实施的直接原因是运河城市徐州商业面临的困境，正如《书册》所言，徐州“以关厢言之，在通衢街道数条，人烟尚尔稀疏，贸易亦皆冷淡”，于是地方官员采纳了城厢地方乡约老人张惟良等人的蠲免建议。那么，徐州“贸易亦皆冷淡”背后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上述情况的出现与泇河的开凿引发的徐州漕运地位的变化有关，《书册》出台的三年前，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泇河开凿成功。泇河开凿之前的徐州，尽管灾害频发，但河流给该地区带来水患的同时，也给提供了一条水上运输通道，借助地处漕运咽喉地段的交通优势，徐州城市不断发展。当时的徐州，舟车鳞集，贸易兴旺，“一切布、帛、盐、铁之利，悉归外商”，“百工技艺之徒，悉非土著”，本地弃农从商者也日渐增多，“往往竞趋商贩而薄农桑”。大批商船往来频繁，逐渐成为南北货物交流中心，“舳舻衔尾，旅店连云，贸易商贾，在在闹市，不惟土著者获利无穷，即宦于其地者，用物宏而取精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水陆交通的便捷促进了徐州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明中期，很多人搬到城外滨河而居，“城外临河而居者，皆负贩之细民也”。

万历三十二年（1604），总河侍郎李化龙开凿泇河，自沛县夏镇引水至邳州直河口入黄河，避开了330里的黄河、二洪之险。泇河的开凿改善了漕运条件，但就徐州城市发展而言，却是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泇河开通后，漕船大部分沿泇河北上，从此“行旅不复取道彭城，其管洪主事，高枕空垒，无一客可延接矣”。徐州的外地摊贩纷纷离开，以前从事码头服务业、搬运业的人员或失业或转移他处，流动人口大量减少，“惟泇一成，漕向滕、峄、郯、沭，而背徐、邳、桃、宿。向者日渐纷华，则辗然喜；背者日渐寥落，则穆然嗟。”清初谈迁因此评价说，“自泇河改，徐、邳寥寥”。可见，泇河开凿导致了徐州城市由盛转衰，出现了《书册》中所提到的“闾阎萧条，井市零落”“在通衢街道数条，人烟尚尔稀疏，贸易亦皆冷淡”的局面，迫使地方政府颁布蠲免房租的商贸政策，以体恤商人。

四、小结

“漕运者，四方赋供之命脉也。”经由运河往来的物流活动来自于粮运、盐运、贡运等带动，虽然漕粮、贡品等本身不是商品，伴随这一过程的商业活动无处不在，上述活动中的漕船夹带、回空装载以及商民船运输的粮食、棉花、棉布、果品、食盐、茶叶、瓷器、南北杂货等商品，活跃了运河沿线的城镇商业。运河在全国商品流通中占有突出地位，其商贸表现为漕政、盐政、仓务、税法、蠲免等政策的实施，商贸政策的实施满足了京城、边防以及卫所粮食的供给，便利了商民船的往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沿途的商业繁荣。

运河商品流通和商贸政策也是运河文化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大运河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提出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战略规划，以推动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今后应深入挖掘运河商贸政策，讲述更加真实的商业故事，打造特色商贸文化地标，服务于沿线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