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毅、 施谊：广义视角下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体系初探—基于《食货志》的视角

广义视角下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体系初探—基于《食货志》的视角

柴毅1 施谊2

（1.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昆明；2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

柴毅

一、 引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广义视角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阐述“政治经济学”的两层涵义；第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他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来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第二个是“广义政治经济学”。他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恩格斯把广义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一般规律性的科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强调政治经济学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规律的科学。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基础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来自两方面:一是“狭义政治经济学”即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二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兴政治经济学”或“中国古典经济学”。从理论特征来看，中国特色凸显在两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二是古代哲学思想、经济思想、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

广义政治经济学

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前苏联学者佳捷尔指出“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者把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物质生产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这种观点把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规律性科学，缩小了其理论范畴。我国学者很早就从历史视角探索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路径。王亚南（1946）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从商品、货币、资本、利息与利润、工资、地租等角度入手，探索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许涤新（1949-1954）出版三卷本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读本。吴承明（1992）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时间上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空间上是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不同国家实际的背景下中国学者探索的道路，指出广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统一性、范畴、规律”特征，并基于地租理论探索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学。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学界一方面阐述了传统思想、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拓展、重视传统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黄少安，2000；张明龙，2005；陈勇勤，2008；洪银兴，2016；王立胜、郭冠清，2016；武力，2016）；另一方面强调传统文化诸如儒家、法家思想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展（黄少安，2000；周文，2016），从民族和历史维度强调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高培勇，2015；逢锦聚，2016），基于“五形态经济”构建“五观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兰玲、程恩富，2018）。

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广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开放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中借鉴思想，还要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吸取养分。要探析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需要先理顺“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演化历史。

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演化路径

（一）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与艺术”之辩

“政治经济学”一词来自1615年蒙克莱田《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在书中，蒙克莱田首次采用“政治经济学”，来描述其经济政策。他写道：“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政治艺术中间取决于经济，并且具有很多一致性，它必须同样借用他的榜样。因此，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艺术。另一方面，这是主权国家及其非主权国家之间的一门科学。……在自然商业市场之外，个人和家庭利益，地区，省，甚至高于政府，所以有政治经济学其实践需要而不是原理的知识了解。……只有伟大的政治家，才华横溢的他们在科学的基础上，可以包容这一切，并根据自己的立场，拥有加强或增进普遍繁荣所必需的资源。以个人经验为指导，实践政治经济学。”孟克莱田提出政治经济学一词后，很多学者都认为除了提出该名词外，作者逻辑混乱，文章毫无意义（）。缘由在于，作者基于后世严禁逻辑体系去去界定当时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同时，针对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蒙克莱田提出“科学与艺术之争”来概括，“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引发了学界对“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讨论。此书的出版，在当时并未引发太多轰动，“我们这门科学或多种科学的凝聚物在十七世纪被一个不十分重要的作者命名为政治经济学，并且因此使他的著作谬蒙不朽之誉。”但政治经济学这一称呼却由此产生，引发后续学者的研究。 

“政治经济学”提出后，围绕“科学与艺术”的命题，卢梭尝试通过规范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内在涵义、研究范围来构建其科学性。卢梭（1755）在给《百科全书》写词条时，写道“éCONOMIE ou CECONOMIE一词，意为“经济学”。这个词来自希腊文Οικος（家庭）和Νόμος（法律）；它原来的意思只不过是指：为了全家人的共同幸福而按一定的规矩进行井井有条的管理。后来，它的意思扩大到对国家这个大家庭进行治理。为了使这两个意思有所区别，人们把后面这个意思称为“公共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把前面那个意思称为“家庭经济学”或“个人经济学”。”重农学派的米拉波（1760）年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农业、公共行政以及财富的性质和获得手段的论文组成的。”

詹姆斯·司徒亚特（1767）则首次在书名中使用了这一称呼，在《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中，司徒亚特并未解释其含义而是对范围展开研究，“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是一篇关于自由国家国内政策科学的论文。其中特别考虑了人口、农业、贸易、工业、货币、硬币、利息、流通、银行、外汇、公共信贷和税收。” 斯图亚特认可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一概念经亚当·斯密扩展后深入人心。亚当·斯密（1776）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写道“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门科学时，有两个明确的目的：第一，是要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收入或生活，或者说的更确切些，是要使他们能够为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活；第二，是要使政府或联邦获得足够为公众服务的收入。总之，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如何富国富民。”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相对谨慎，这不仅体现在直到本书第四卷《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的绪论时才给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还在定义中限制了使用对象（政治家或立法者）。

（二）引入财富界定政治经济学范围，提高科学性

斯密的谨慎性被后世学者所抛弃。进入十九世纪后，更多学者都在著作的开篇给出了科学性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并引入新名词——财富——来“概括”。萨伊（1803）写道“一般都以政治经济学来称阐述财富的科学，”强调“政治经济学根据总是经过仔细观察的事实，告诉我们财富的本质。”萨伊把财富介入定义中，界定了财富的分配过程、取得途径，“关于解释上述的财富的知识，关于取得财富所必须克服的苦难，关于在社会各成员之间分配财富的过程和先后次序，关于使用财富的可能途径，关于由上诉这些而发生的后果，这一系列问题构成现在称为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也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后世学者从方法论视角论证了科学性。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国富论》，“我们注意地阅读《国民财富的行政和原因的研究》，就可以明白，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在它发表以前并不存在。”同时也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根到底，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人类社会的利益。”

遵循财富的内在涵义，马尔萨斯（1820）给财富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必需的、有用的或合意的那些物质对象。”他引申到“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里谈到的财富，是以物质对象为限的。” 詹姆斯·穆勒（1821）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重大目的，社会的消费和满足消费的供给，“当使用劳动，所希望之物可以用预先制订的工作计划大量增加时，政治经济学才成为全面探明生产增多的手段和制定最有利于达到目的地使用这些手段的规律体系的重要学科。”遵循消费和供给的目的，麦克库洛赫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具有交换价值的、并为人所必需、有用或喜爱的物品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

约翰·穆勒（1829-1830）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政治经济学恰当的研究方法》，详细讨论了政治经济学的几个演化定义：首先，“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教授或声称教授一国如何变得富裕的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确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随后，“政治经济学研究由人类本质规律所决定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或者，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生产和分配中的道德或心理规律。”最后，“政治经济学探讨人类为财富生产所采取的联合行动中出现的社会现象的规律，那些社会现象不会因为对其他目标的追求而发生改变。”

乔治·拉姆塞（1836）重新回到财富的视角，给政治经济学下了定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门科学。而这四个方面便构成了这门科学的四个主要部分。”西尼尔（1836）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指出“我们打算在本书中提出一个讨论财富的性质、生产和分配的这门科学的大纲。我们把这门科学定名为政治经济学。”西斯蒙第（1838）从物质福利来解读财富，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财富，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指出“社会应该首先注意保障物质财富和生活资料。我们要设法弄清社会应遵循的步伐，使得为了社会目的而被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为所有的社会成员谋利益，并维护这种利益。根据词源学的意义，我们称它为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是家庭和城市的规则和规律。”李斯特（1841）把经济学分为国家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并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把政治经济学界定为“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

凯尔恩斯（1857）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中，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治经济学是专门研究经济现象分类的一门独特科学。”接着，凯尔恩斯从研究主题的视角重新诠释，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那些关于财富的现象，而其他科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的现象。”紧接着，为了更好的诠释，他接着阐述“政治经济学对财富现象所做的工作，都是阐述了现象之间彼此共存或继起的规律，也就是说，它（政治经济学）阐述了财富现象的规律。”随后，凯尔恩斯在文中引用了小穆勒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构成财富的所有物质生产规律是政治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物质科学的研究主题。但是，这些规律中，有些是纯粹属于物质科学的物质规律，而有些则是人类思维的规律，这两者结合的最终结果，便是政治经济学。”

瓦尔拉斯（1874）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把政治经济学界定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技术的组成。同时他把经济学分为应用经济学（社会财富的生产）和社会经济学（社会财富的分配）。“社会财富的经济生产理论，也就是在分工制度下的工业组织理论，是一门应用科学。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称它为应用经济学。”他给出社会经济学的定义“目的主要是在于建立因社会财富的占有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合乎理性和公道的人类命运的互相配合。……如果是以公道作为其指导原则的，那就可以肯定，它必然是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科学，我们把这门科学叫做社会经济学。”

（三）引入数理从社会结构视角提高科学性

古诺放弃财富转到物质需要视角，认为涉及社会组织结构的问题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政治经济学家主要关心的是人类的物质需要，因之只考虑社会制度对劳动、繁荣、商业和人口是有利还是干扰；只考虑社会制度如何影响到大自然的恩赐和劳动果实在社会成员之间的次级分配。”

杰文斯（1871）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指出，“我将经济学视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摆脱前辈意见的约束，来定立经济学的形式。据我看来，这种形式，经济学终必采用。”杰文斯把经济学视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门格尔（1871）则强调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和解释关系，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 “我们所特别注意的，是关于生产物与其生产要素的经济现象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为的不只是要在统一的观点之下，确定一个可以概括一切的价格现象（从而利息、工资、地租等）的价格理论；而且还为的是要对于那些从未被人充分理解的其他许多经济现象，加以扼要的阐明。”

维克赛尔（1901）在《国民经济学讲义》中，采用了“国民经济学”这一名词。指出“国民经济学……就字面上说，这个名词指的是国民家计或国民家计的理论。”他接着指出，国民经济学这个名称出现在“重商主义”。“一般人认为国家对个人的事务施加广泛影响是它的义务；因而个人就在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只享受一点极为有限的自由。因此，在那时叫做国民经济学是很恰当的。”维克塞尔接着阐述“依据现代的观点来说，国民经济学这门学科已愈来愈成为相互依存着的可被视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现象（即这些经济现象同样影响着社会上的所有阶级、全体人民或整个世界人民如德国人所称的世界经济）的学说。”他接着阐述“所以严格说来，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概念或具有这个名称的科学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彻底革命的纲领。因而这个概念之所以不明确，也就无阻怪异，因为一个革命纲领往往是不明确的。”

（四）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

杰文斯（1879）在再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序言中，指出“我以为political Economy这一个双名是麻烦的，应尽早放弃。……但我觉得最好的名称，是Economics。这个名词，既与旧名词比较更相近，又在形式上与Mathematics，Ethics，Aesthetics及其他各种科学的名词可以类比，且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已通用。”

马歇尔（1890）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人类创造的财富，还研究人。作者规范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认为“经济学就是一个正确运用常识，并以此来帮助研究经济的一种方式，可以使需要对特别的事件进行收集、整理、研究的工作变得容易。”马歇尔指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关于人类社会中政治、社会和个人所有的有关经济方面的研究，不过它的侧重点在于社会生活这方面。”“虽然经济学是一种和现实需求存在极大关系的学科，不过它却尽可能地不参与政治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家研究的问题，他们研究内外政策的制定，做出种种决定，以使国家获得最大的好处。虽然经济学会对政治家的活动提供不小的帮助，但经济学 并不是以此为目的而进行的，这更过是一种无意识的利用关系。经济学总是逃避很多现实的政治问题，它只是一种有用处的学问而已。因此，我们喜欢用“经济学”这个名词来对这门学科进行定义，而并非“政治经济学”。”

罗宾斯（1932）在《论经济学科学的行政和意义》中，将经济学定义为“经济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把人类行为看作是目的与具有各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指出“上面我们分别阐明的历史、统计与理论三方面方法技巧的总和，连同它们帮助取得的结果，我们称之为（科学的）经济学。”保罗·塞缪尔森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第19版）中，对经济学给出如下定义，“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

（五）从社会形态、经济活动视角，政治经济学开始分离

马克思（1867）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阐述道“……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随后，他接着阐述“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政治经济学进行阐述。他写道“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1891）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给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定义为研究阐述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现象的科学。”亚·波格丹诺夫（1898）给政治经济学下的定义是“政治经济学是从发展中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909）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到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对经济活动界定指出，“经济史人类以外部自然界为对象，为了创造满足我们需要所必需的物质环境而不是为了追求享受所采取的行为的总和。”引申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经济科学所研究的经济过程，可以简单地说成是人的心理活动，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用以研究经济过程的观点，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经济学与工艺学、卫生学区别开来。”

二十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已经偏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一门包括政府行动以及政治生活的机制与流行哲学的适当分析在内的经济学，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比他不知如何加以协调的一大推不同的科学更能使他感到满足——而另一方面，他可以高高兴兴地在卡尔·马克思那里找到他所寻求的现成答案。这种类型的经济学有时被人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提出。

沿着熊彼特路径，兰格（1959）强化了这一概念，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主要源于英法两国的传统。他们用它来表示对物品的生产和支配的社会规律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是研究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规律的学问。他接着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规律。它讨论物品生产和把它们分配给消费者，即分配给物品满足个人或集体需要的那些人的社会规律。……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经济活动的社会规律的科学。”形容词“政治的”表示这部著作是关于经济的原理，因为他的主要兴起在国家财政。

各国都围绕财富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界定，国情各异，也就有了詹姆斯·斯图亚特所说政治经济学在每一个国家必然是不同的。他这样说，指的是政治经济学的手段；涉及现实问题，他的这个说法并不过分。

从演化路径来看，狭义政治经济学基于财富视角、源于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经过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构建与框架体系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理论。从历史演化来看，不同维度的国家，都会产生各自的经济发展路径，构成本国“政治经济学”。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学说史有两个：一个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政治经济学说史；另一个是后人整体、研究、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说史。

7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追赶态势，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对我国有着极强借鉴作用。未来十年，我国经济总量将成为世界第一，如何在没有借鉴目标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增长，将是经济理论者的重要责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高瞻远瞩的重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方面，西方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只有弘扬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才能架构向前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只有吸收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社会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凸显广义视角下中国特色的理论优势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