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略论“四千四万”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略论“四千四万”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武力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自近代以来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虽然从主流文化方面看，各个地区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如果以省为单位的话，各地的文化还是呈现出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的，并形成了一些当地人引以自豪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由于为当地人所自豪、所尊崇，又往往不自觉地融化于当地人的思想行为中，成为一种“软实力”或无形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想到：无锡地区改革开放前后以乡镇企业为载体形成的“四千四万”精神（“踏尽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今天已经发展为升级版的江苏省新“四千四万”精神（积极适应时代的“千变万化”，主动经受创新的“千锤万炼”，在发展的前沿展现“千姿万态”，在新的征程上奔腾“千军万马”）。而这个发展变化，正发生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其中的意义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

 一、“四千四万”精神来自于江苏丰厚的工商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而吴文化则在其中更多地代表了商品经济的文化特色。商品经济是开放型的经济，必然要突破家族血缘甚至亲友的关系圈，离不开公共产品和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商品经济又是自愿互利的平等交易，并且风险大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历史上的吴文化，虽然仍然属于儒家文化范畴，但是具有自己明显不同于主流的特色。“四千四万”精神的发祥地无锡，是我比较熟悉的城市，自1996年去无锡调研农村经济发展历史，一直关注它，无锡既是古代的江南“鱼米之乡”，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曾有“小上海”之称；也是当代中国乡镇企业率先“异军突起”的苏南重镇，今天的经济发达地区；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文脉绵长而又深沉的城市。这正应了司马迁的那句话：“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以无锡文化传承为例，我感到苏南地区的主流文化中“经世致用”和“工商皆本”的思想最为突出。

著名近代企业家无锡人荣德生的荣氏家谱在明代即有家训：“士农工商虽不同，皆是本职。”“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针对传统文化“士农工商”的排序，薛福成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中甚至提出商握四民之纲的理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

 “工商皆本”的思想还反映在吴地的教育上。据著名经济史学者李伯重在《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中就提出：明清时期的江南教育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即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前者是以科举为目的，而后者是以实用为目的，特别重视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后者的发展，既是江南工商业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为其提供了人力资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就我专门做过跟踪调查的无锡市玉祁镇来说，亦反映出即使是读书人家庭出身和教师来看，经商亦不为羞，甚至是可喜的事情。例如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薛明剑回忆说：在他11岁时（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私塾老师（秀才陈献文）问“询余将来愿学何人 ，余以陶朱公对。陈公告吾父，是儿必大有为云云，言犹在耳。故五十以后余欲变换旧社会工商业成规，采用基金作股份者由此。”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尚未废除科举制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孩子，以及读书人家的家长，都认为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亦可喜可贺，不仅反映了当地文化不仅不轻视商业，甚至将“士农工商”中的商提到了第一的地位。而且看出，这种文化影响了薛明剑的一生。

正是这种长期形成的“工商皆本”的传统文化浸润，使得不仅近代苏南成为民族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也使得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的工商传统和文化依然传承下来，并被用于发展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进厂做工、当采购员、推销员四处奔波，不怕转业、不怕吃苦、不怕挑战，不仅是广大农民的信念，也是当地干部和社会精英发展经济的共识。

 二、“四千四万”精神产生于那个特殊的阶段

1840年以前的古代社会传统经济时期不说，即从近代中国开始工业化以来的历史来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工业化艰难曲折，乏善可陈，国家资本企业腐败丛生，民族工商业受尽摧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工业化才整整步入正轨并加快发展。但是由于受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制约，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呈现出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特点，因此工业化的资源通过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体制机制，集中于各级政府手中，尤其是中央政府手中，不仅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而且实行高积累政策，压低消费。并且为了保证这种高积累政策下的社会稳定，实行了严格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因此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是分为城乡两个方面分别推进的，在农村，就是以社对企业的形式，即发展利用当地资源、为农业和当地生产生活服务为目的“五小”企业，而由于国家将优先资源集中中央和省市县各级政府手中，公社可以利用的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的资源大多数时间都是非常有限的，处于国家计划管理之外，往往处于国家计划经济和农村“吃饭”压力的夹缝中，艰难而顽强地发展。但是这种艰难二顽强的发展，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也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苏南地区的乡村工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就表现突出，积累了经验，例如无锡县于1973年成为全国第一个超亿元的县，全县社队工业产值达10008万元。1977年工业又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形成了全国最早的具有七个工业行业的乡镇企业群体。到1978年全县社队企业1982个，乡企工业产值5.16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4.8%，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这是改革开放后无锡县在全国领先发展的“草根秘密”。

等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当国家降低了对农业剩余的提取和允许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对城市的企业也实行“放权让利”改革后，不仅计划管理松动了，城乡人民收入的增加也使得生活消费资料的需求也大大提高了，这就为以农产品加工和轻工业品为主的乡村企业，依靠自己的灵活机制，迎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以无锡为代表的社队企业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率先“破冰”、“异军突起”，并形成了“四千四万”这个带有明显时代和地域特征的企业精神，更进一步说，反映了一个地方人的精神风貌。

无论从当时看还是今天回过头来审视和思考，概括地说，我认为就“四千四万”精神的内涵来说，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二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这两条，很难在困难环境和缺乏条件下崛起成功的，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我估计将来也是。

我们看当时的条件，“四千四万”精神的形成，实际上是在“文革”的后期至改革开放的初期，“文革”后期受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冲击，很多地区在“文革”时期因供给“短缺”和受毛泽东批示鼓舞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基本上“伤筋动骨”，甚至“名顶之灾”，但是苏南的社对企业却顶住“极左”的风浪，继续发展；1977年以后，虽然经过“别乱放正”和“三中全会”，但是乍暖还寒，人们还是心有余悸，20多年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机制还在，市场经济主体还未形成，保护和促进性的政策法规也非常缺乏，乡村企业的发展仍然是困难很多。因此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就成为突破企业发展瓶颈的关键。而“四千四万”精神中的“历尽千难万险”就包含了这个含义。记得笔者1997年在无锡开展农村调查时，曾经记得其中还有一条“想尽千方百计”，也有这个意思。以1983年无锡市的堰桥乡为例，它率先把农业承包责任制引进了乡镇企业。创造了当时引起全国学习的“一包三改”，即：“全面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改干部任免制为聘用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做到了干部能上能下，工人能进能出，报酬有高有低，大大调动了广大干部、工人的积极性。

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虽然“四千四万”精神直接体现为企业精神，但是从它形成的时间和背景来看，是与背后基层党政干部的支持分不开的。在1978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主导发展体制，没有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保护，社队企业是发展不起来的。苏南社队企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展，是与县、公社（1983年以后改为乡）以及社队党员干部的支持有非常大的关系，也与省地两级党政干部的支持分不开的，因为大家都明白，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主要靠农业不仅不能太高农民的收入，而且导致了人均收入下降，农村必须发展非农产业。这种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从全国地区之间的比较来看，既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责任，也有当地文化传承有关，是在同时期比其他地方成功的原因。

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是“四千四万”精神的另一个主要内涵，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也非常感人，它形成于中国最富庶、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难能可贵，可以与“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等新中国前30年形成的艰苦奋斗精神相比肩，毫不逊色，只是地区不同、领域不同，所代表的方面不同而已。今天来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距离第二个百年目标还有较长的距离，虽然“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建国后形成的“大庆精神”“三线建设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时过境迁，距离当年，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和要解决的问题都相去甚远，但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却是要传承和坚持下来的，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两个务必”仍然没有过时，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支柱。

 三、新时代需要新的“四千四万”精神

如果说，酝酿于计划经济后期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千四万”精神，主要面对的是当时国内的政治风险和突破计划经济的艰难，是一个缺乏市场机制和环境、物资匮乏、需求旺盛的“卖方市场”年代，是一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具有强烈致富渴望的农民和基层干部。那么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人民币，人均收入突破了一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城市常住人口也突破了总人口的6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第二引进外资大国、第三对外投资大国，中国的对外开放更加扩大。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2019年江苏省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23607元，按汇率计算接近两万美元。

今天的中国，就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和任务来看，除了具备政治制度优势、经济规模优势和产业门类齐全优势外，也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要求和资源环境的严峻约束，以及全球普遍面临的财富占有差距扩大的社会压力。而我们的任务，是要在2020年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2035年实现现代化，2049年建设成为核心竞争力名列世界前茅、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超越其他国家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对于人口多、发展不平衡、人均自然资源匮乏、环境约束紧张的中国来说，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就意味着大量资本沉没，大量劳动力转业和再就业，社会稳定成本大大提高，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难度增加。

同时，今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再世界经济产业链中正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已经由过去的“追赶者”正在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和积极参与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快速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甚至影响着政治格局的改变。这都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安和恐慌，甚至敌视和打压。

正是在在这个背景下，2017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上，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在肯定历史上形成的“四千四万”精神后，提出要大力弘扬新“四千四万”精神，即：要积极适应时代的“千变万化”，主动经受创新的“千锤百炼”，在发展的前沿展现“千姿万态”，在新的征程上奔腾“千军万马”。

应该说，新“四千四万”精神，是江苏省委在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根据形势、条件和任务变化，对“四千四万”精神的创新和发展，是适应了新时代、新环境、新任务的要求。“千变万化”就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和世界出现百年未有大变局，就是世界经济政治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超出预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多谋善断，要“智者察于未萌”，不能“愚者暗于成事”；“千锤万练”就是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改革深入、开放扩大带来的挑战竞争会难度更大，无论对政府，还是对企业、对个人，都可能遇到困难、遇到曲折，要经得住考验、磨炼、甚至向死而生；“千姿万态”就是多样性，今天科技革命和新型工业化，特别是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经济业态、企业形态、产业融合、流通渠道等等，都会发生很大变化，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创新产生多样性、二多样性又会推动竞争和创新，因此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不能“以所有害所受”，要万紫千红，不要单一色调。“千军万马”是要形成竞争优势、规模优势，形成区域内的“你追我赶”风气，共同发展态势。而我理解的新“四千四万”精神正是今天不仅江苏，乃至全国，不仅是企业，乃至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弘扬的精神。

四、新“四千四万”精神不仅是江苏的，更是全国的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对江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对江苏发展赋予了新的使命和责任。特别是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殷切希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作为东部沿海省份，全国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也走在前面，江苏为全国发展探路，不仅是中央一贯要求，也是江苏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我认为，新“四千四万”精神的提出，就是江苏在新时代对思想作风建设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由于它所面临的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

毛泽东曾经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将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甚至某一个人带有普遍性的好思想、好方法、好经验加以总结推广，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善于运用的方法之一。我认为新“四千四万”精神虽然出自江苏，但是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现实作用更是全国的，应该在全国加以宣传推广，让这个精神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影响、起到作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联系电话：13641049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