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尔翔：信用金融发展的结构

人要健康长寿必然要符合DNA逻辑,社会健康演化也应当符合社会DNA逻辑。社会DNA遗传信息来自于前置于散乱要素的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要求社会要素之间的合作应当像自然生命的细胞和器官一样,有阴有阳向高级,负阴抱阳最大化,即社会要素之间不能互噬,可以在性质上描述为公正、公平、辩证公开。

三公性在工具层面表现为规则,尊重多重性、动态性、孵化性,则可以表现为多重底线规则。粗线条从无到有,“一线开天为两域,朗朗上口称法制”。2.0版本则进化为“两线三域现市场,法无禁止未可为”。3.0版本则进化为“三线四域尊圣贤,道德代表外部性”。当然如果用此衡量平台,衡量政治则可以得到更精细的微分底线。

广义地看,信用包括人类社会产生之后所耳熟能详的道德、信用、法律。中华文明在实证层面证实了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所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因而可以续接为“失礼而后信,失信而后法,失法而后战,失序而后亡。”有的国家将战争当作谋财手段,核武必将亡球灭种。

社会经济运行内容丰富,金融是伴随农业、工业尔后的新业态,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使得金融更加扑朔迷离,需要以“熵减有‘续‘”的责任心对金融制度、规则、功能的描述。金融是实业的派生物,金融不是社会遗传信息,而是传播社会遗传信息的信使,金融必须守规矩。西方金融必须由风险金融进化到中国文化才能支撑的信用金融。

信用金融研究的目的是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以信用减少风险,即减少坏的不确定性。这个过程首先要以国家为单位,进行三大制度角色的划分:政府的认知、施政和监管;平台的三公性宗旨、数字化监管和实力型担当。那么,信用金融层次上包含以下七点:双层监管信用、教育信用、企业信用、红息信用、风险信用。初释如下:

双层监管信用强调金融监管必须承认政府的“非现场能力现象”。而有现场能力的是正在标准化努力达到三公程度的数智化平台。政府要寻找自己的统一战线,团结一些可以帮助自己监管,帮助自己遮短,帮助自己减负的平台。平台监管的最大好处是趋势性超越了巴塞尔协议的缺乏科学精神的混沌监管法,基金SPV的监管缺失。

教育信用金融强调,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有活力,最革命性的要素。如果教育萧杀了人的成长活力、生产活力,甚至成为危害社会的力量,教育应受到信用管理。当下空心病常态,精致利己主义泛滥,教育蜕变为资本主义价值道场。一国人才成长体系难以培养出担当教士、创士、匠士的专业大任,国家复兴大业将会受损。

红息金融指的是一级市场金融,必须或长或短地以红利为支撑,即红息是支撑金融合约原始发起的前提。债性红息称为利息,股性红息称为红利。对于工匠产业来说,技术已经度过了市场化风险,二级市场参与者应当为风险辨识和管理能力较弱的散户,必须强制分红,进行涨停板限制。科创产业则主要由基金投资,收入不在红利在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