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尔翔：国家治理：工具、对象、“境界域”

国家是一个“社会生命体”。国家治理包含横向的各个产业、纵向的各级政府，既是纵向也是横向的工具与对象，以及工具与对象融合而成的境界。工具包括法律、信用、道德和文化，对象大体来说包括党员、军人、公检法、一般行政者、平台、ESG者、一般市场者、社会人、服刑者。工具与对象融合而成“国家全息九线十域”、“平台全息五线六域”。

人类社会的治理认知有两个层级，较低的层级叫做“社会达尔文主义”，较高的层级是“社会生命主义”。这两者都是仿生主义，前者是“生命间生态”，后者是“独立生命生态”。前者是一群自组织，自组织之间有伤害。后者是一个自组织系统，系统内部的自组织互相助益。用“生态觉醒”衡量，前者处于人类前期，后者处于人类中期，硅（泛）处于人类末期。

“哲学三问”表明，基于使命、遵循幸福驱动力、在进化中解决稀缺问题，必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国家治理工具都是为此制造的行为约束工具，包括法律、信用、道德和文化。共性来说都是约束工具，个性化评价来说，文化的境界最高。本日记发现，社会、制造一般工具不是人类独有，人类独有的制造工具能力是“行为约束工具”。

“佛教”讲缘分，本无“分别心”。国家作为个体集合，为了达到人人无分别心的水平，不得不用外源性制度对“有分别心”的人进行区分和治理。从区分度来讲，对象包括党员、军人、公检法、一般行政者、平台、ESG者、一般市场者、社会人、服刑者。党员是国家生命遗传信息的发现人，“无分别心度”最高，服刑者则“分别心度”最高。

制度是源发概念，对象是继发概念，工具则是制度的生产资料。底线工具形成制度之域，底线要求越高，底线之上的域福利就越大。域制度和在行为上客观存在的对象结合在一起，则产生“境界域”这一范畴，即“境界域”是“人境界”与“工具域界”耦合而成的。很显然，党员的底线水平最高，境界最高，就应呆在最高“境界域”中。罪人同理。

“境界域”产生的标准用刘惊铎教授的话来说，叫做“三重生态，圆融互摄”，“境界域”是互摄的具体操作方案。“境界指数”的获得是一个如同段玉聪教授所描述的“DIKWP”过程，“境界域”是对基于“产业意图”的具体操作方案。从“D”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上来说，应使用李幼平院士的“UCL同步时间共同体”，“境界域”是“UCL”的落地版。

从创新方法论上来说，“境界域”既要吸收来自于“自组织”的“系统”的由阿奇舒勒先生所著的“TRIZ原理”中的“完备性法则”帮助发明创新，又要吸收来自于由吴文俊院士和李幼平院士所孵化的蔡文教授团队的可拓学难题解决理论。但在哲学层次上运用的是来自于“科统之道”的“科学哲学”和“统学哲学”。

从治理的战略上来讲，有三种顺序：第一种是高境界和低境界同时存在；第二种是“强文化型”；第三种是“强法律型”。最佳效果来自于“法、信、德、文”同治。从实施成本来讲，文化最低，从治理成本来讲文化最高。因而最好的效果是“四境同治，文化引领”。某霸权国对中国采取的办法是不好用法律，而用了灭中国文化的方法，可见手段之老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