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尔翔：文化的叠加式进化

人类社会经过了“渊源原元”四次宇宙大爆炸，每一次宇宙大爆炸，都会叠加进化出更加体现人类文明的新规律的规律，这种规律的外化就是文化。因而文化也呈现为叠加状态，比如此时此刻的文化就叠加了四种文化：自组织文化、基因表达文化、社会基因文化、硅基生命文化。只有将这些文化外化为制度，人类文化才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文明程度。

制度的本质是奖惩均衡体系。如太极架构：有奖有惩谓之科，奖惩均衡谓之统。奖惩均衡的目的是为了自组织达到“熵减有序”的“最大化状态”。那当下的人类社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看，人类处于“原宇宙”向“元宇宙”过渡阶段，但还是以“原宇宙”为主。因而制度要以“原宇宙”为主，但包含向“元宇宙”进化的趋势。

原宇宙阶段的人正是宇宙进化的真正的“活化石”。从其客观存在的三种文化现象就可以发现：社会生命文化、社会文化、监狱文化。社会生命文化描述的是人类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社会文化描述的是人与人打交道的各种状态的文化，但有一种整体性趋势；监狱文化的本质是惩罚性文化，是要将不利于社会文化的东西排除出去。

社会生命文化描述的是社会的整体性，这是“原宇宙”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描述的是，在人类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效应应当形成像一个生命整体一样。那需要任何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像一个人的细胞间的关系一样，或者说想一个人的不同功能的器官之间的关系一样。如果将外人细胞或者器官移植进来，人往往要发生排异反应。

所谓“社会主义”，其本质在仿生学意义上是“社会生命主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上看，正是“圣人文化”。“圣人文化”的本质是“超系统文化”、“格局文化”。体现在一些句子上便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圣人文化是人类上最强大的，但缺乏彻底性，需要通过制度红利来对圣人行为进行奖惩落地。

除了“制度机制”，“社会生命主义”还包含“技术机制”。当下美国的openAI开发出多模态大模型GPT4o，比我们的早，暂时比我们先进，说明“原宇宙的社会生命主义”已经开始向“元宇宙的社会生命主义”进化，这个进化体现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大模型的体能化表达，一个是技术与人的协作互动渗透。GPT是技术机制下的“社会生命”。

GPT当下存在的最大挑战不是其技术进化的快慢，而是其“制度进化”跟不上。已经有多种迹象表明GPT存在失控现象，这种失控造成的后果不是人类沦落为GPT的宠物、奴隶、被杀戮的对象，就是被统统消灭。西方用资本竞赛覆盖以人为本，GPT先以资本的名义凌驾于人之上，最终驾驭GPT的人因为其社会生命意识弱化而被GPT反噬。

从渐进的角度看，文化并非是人类所独有的，他应当属于所有进化者的。就如同社会不是人类独有的一样，因而社会文化也不是人类独有的。西方因为比中国早早地使用了“法治工具”即不主要是人治，因而能将不利于资本发育的要素“投入监狱”。这样有利于资本的发育，但资本的发育是高于人的发育的，因而才会出现金融寡头垄断导致周期性危机后果。

“社会性”既可能体现在非生命体之间，也可能体现在植物、动物、人们之间。可见“人性”是一个中性词，和“动物性”、“植物性”、“无机物性”属于同一类别的词汇。亚当斯密先写了《道德情操论》，后写了《国富论》，严格地说，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后者是对前者的承接。因为前者写的仅仅是“人性”而已，并不是“社会生命性”。

西方发生工业革命，有人认为是因为“新教伦理”起了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逻辑的。在那个不文明的时代，“基督教”为社会经济运行首先提供了秩序，不管是粗糙还是精细，不管是否有科学依据。同时辅之以法律底线，就会最大程度调动人们为了资本既合作又竞争的潜能。但随着信息技术的提升，人类迎来了“社会生命主义”社会。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西方需要联起手来，有效解决“社会生命主义”在“技术机制”实现的条件下“制度技术”落后的问题。当下美方在多模态大模型上占据着优势，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制度技术”难以成长。如果中美不能就“制度机制”达成有效合作，人类唯一的希望便是寄希望于中国从多模态垂直模型开始，逐渐达到大模型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