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尔翔：数智化改革开放

集思广益，守正创新，开放包容，这是中国文化符号中的元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国人首次感受到了信息化时代，尤其是数字化时代，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条件下，由于信息不对成，主要靠价格传递信号，但在信息化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带有信用的供求信息能够突破成本和时滞屏障，形成中观经济崛起的趋势。

或者直观地说，传统的经济效率靠微观自由竞争，而未来的经济效率则靠中观共享决策，宏观决策也将透过对中观经济的干预和监管实现。微观经济由传统的宏观监管，过渡到宏观监管和中观监管的结构性组合。中观经济扮演者沟通宏观和微观，并同时反映宏观和微观诉求的角色。中观经济依赖于包含信息、信用、价值链、金融担当的融合实现以上诉求。

以上三观融合运行的经济机制，充分地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征。

首先，经济决策的信号机制发生变化，传统条件下可能是本期的供求决定本期的价格，本期的价格决定下一期的供给，而未来则属于敏捷制造零库存；

其次，是经济决策核心发生了变化。传统主要是围观经济信息靠统计完成，层层上报，免不了信息的丢失、磨损和扭曲。现在主要通过中观平台向宏观传递。

第三，传统和未来使用的信息处理工具不同。后者在统计学的基础上还使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分析⼤量数据，发现内在联系和知识并以模型或规则加以表达。信息质量更高。

中观经济时代所带来的开放意义更大：

第一，产业链合作对于短链合作的替代。传统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成就是WTO。未来合作则在贸易基础上，还添加了制造、创新、教育，形成供求闭环合作，称之为WCO。

第二，线上合作引领线下合作。无论如何，线下合作都会因为时空的限制会受到霸权国家的长臂管辖。但数字化平台尤其是分布式逐渐深入人心，国家不当控制的可能性式微。

第三，国际合作的标准平台化智慧化。如互联网时代的规律一样，数字化时代只有老大，难有老二。哪个国家提供了基于AGI的平台，哪个国家有可能成为正义的“影子联合国”。

改革开放是一个永久的话题。秦朝、唐朝、清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狭义的“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不同的时期都涉及到改革开放的不同的背景和条件。重要的是执政者是否做到了“改革开放最大化效应”。如果说刚刚过去的改革开放是探索市场经济，加入美国制定标准的全球化，那么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则超越之前的维度和质量。

新时代的改革就是开放，开放就是改革。面对严峻的国际打压，硬科技的发展才能提升中国企业的价值实现竞争力，数智化平台的升维才能挫败霸权国家的长臂管辖。硬科技只有在数值平台中才能发展得更好，平台只有在硬科技的定价权下才能形成全球洼地和高地成为圣地。这不仅容易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更易形成国内国外统一大市场。

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人才两级市场的改革：教育由筛选到甄别的改革，二级市场则实行资源换人才及其“四座大山”的改革。这需要将中国打造成人类文化圣地。这个圣地的吸引力来自于：太极哲学、四次YU宙爆炸的多层叠加方法论、“社会生命”主义意识形态、“三公”数智平台中观经济学、超越贵贱之分的爱能需分工合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