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是人类分工合作的表达,显然这是一种社会过程。交易决策则是“社会生命”的“遗传信息”现象。自然生命的遗传信息通过基因表达和遗传两种反馈过程累积、修正、优化,“社会生命”的遗传信息也是通过这两种机制不断进化,这种进化表现为“集思广益”和实践检验的累加。马克思为这种累加的“分程”做了奠基工作,我们则可以与时俱进。
农业革命时代,“社会生命”的“遗传信息”采用的原理符合“马斯洛”所描述的“六层次需求理论”。当时,金融活动和信息活动还不发达,交易决策的敌人则是“工业时代的交易”。防止产业脱实向虚的办法是对经济活动进行排序,以中国为例则叫做“士农工商”。农业业务并不复杂,主要是社会秩序,因而士排在第一位。
工业革命时代,似乎“社会生命”的脑神经还没有发育到复杂网络的程度,交易决策取决于单品的价格。这便是典型的“决策期限错位”,这种现象在农业中的“蛛网理论”中表现非常明显,其核心特征是“本期产量决定本期的价格,本期的价格决定下一期的产量”。西方经理理论是工业时代的理论,以价格为经济信息的自由竞争隐藏了周期的秘密。
如果说工业革命时代容易与资本主义孪生,那么金融革命时代资本主义则得到最显著的表征。金融革命时代是叠加在工业革命时代上并“打补丁式”助力升维工业革命。这时企业的生产决策体现为融资决策,而融资决策则体现为是否“赚钱”。于是孵化出交易量最长的金融革命时代。货币-理财-上市-融资,孵化出更长的“经济周期”。
之前有三个假定:理性人、信息完全、市场出清。这个假定未必与现实一致,比如信息不完全,催生了“博弈论”,加大了分工合作成本。依据价格迂回地代替信息,造成了令人烦恼的经济周期。而理性人的假定也不正确,仅仅是“狗子眼中的猴子的聪明”。随着信息化时代的进化,信息趋近于完全,市场接近于出清,理性人则升维为“社会理性人”。
从市场出清来看,有了从“敏捷制造”到“零库存”到“个性化定制”,一直到“3D打印般供求信息的丝滑对流”;从信息完全来看,当经济逐渐回归“系统化产业平台勾稽关系”时,信息的传递是有序少滞的;这时只要做到对信息整合后确保价值流在系统中顺利循环,每一个系统节点才是理性的。其逻辑是:“产业社会人理性”-信息-市场出清。
如果要强调,即信息时代帮助资本主义时代落实“利他则利己”,这只有在“社会生命生态”的高维思维下才有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号称的“市场就是通过利他就能利己”存在概率偏差。高纯度信息决定替代“价格信使”,是决策上的“拨乱反正”。但要知道,信息传递毕竟不是光速,量子纠缠社会还未普及,“价格信使”依然是补充的福音。
由此可见,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过程、生产关系、交易决策三者总体上是一体三面的。当生产力不断新质化,达到信息化时代并不断出现“信息提纯”的时候,人类将逐渐抛弃莽撞,寻找真正的我,即人类将褪去外壳,转换能量传递机制,成为“信息儿”,并与宇宙信息网络的母体更加紧密地相连。用中国的语系创造知识产权:社会人信息网络才是那个父神。
这时便得到一个新的基于中观经济学产业平台信息决策的生产函数:“道-布-贝函数”。
上一篇:窦尔翔:全球价值观大讨论
下一篇:窦尔翔:数智化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