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格局会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而重塑

2020-04-30 17:20 来源:光明网 119
至工业革命以降,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大批从事自给自足生活的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转而靠工资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涌现出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员 刘金龙

至工业革命以降,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大批从事自给自足生活的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转而靠工资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涌现出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不只是彰显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更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推动城市率提高、发展特大和大城市一直被经济学界和政策学界所广泛推崇。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四个月时间内,疫情对城市地区的冲击远超农村地区,不少城市作为工业、信息、科技、交通的中心被按下了暂停键。可以预计,这次疫情会促使人类重新审视城乡格局的发展逻辑,会对未来的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

应当客观地看到,城市发展对现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的巨大作用。城市拥有优于农村的信息、人才、活力、交通等条件和创新、创业环境,城市提供公共服务能力更优、个人发展空间更大。城市年轻人多、人员密集、生活便利,利于社会交往、寻求工作机会。城市具有便捷的公共交通、健全的休闲娱乐设施、先进的教育和公共健康体系。从成本效益考量,人口密度越高,公共服务越有效率。城市社会分工细致,城市就业者容易从多种岗位比较中寻求合适的机会,而雇主亦可因此而获得更适配雇员。城市具有集聚经济的效应,且城市越大,集聚经济效应越高。

上述推动城市化的发展逻辑越来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质疑,特别是当一个城市发展到后期阶段,集聚的负面效应超越了集聚经济的正向效应。2013年,以韩国金尤琼博士为首的学者模拟了韩国首尔市的最佳规模,发现若将首尔人口占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下降30%,则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可增长27%。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扩张,会造成生态损耗,而生态损耗没有被核算到集聚经济效应中。2018年,韩国李惠京和金焕勇教授研究发现,首尔市城市化带来的负面生态效应,若开展核算并从个人征收,则首尔居民人均收入要减少2000美元以上。

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关注城市扩张的社会成本。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动新自由主义以来,伴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塌和冷战的结束,在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新一轮技术创新的助力下,全球化进程激烈,全球城市迅速扩张并在全球化进程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是主要的获益者。然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狂飙突进猛烈地踩了刹车。其中蕴涵深层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个过程带来了贫富悬殊拉大,城乡获益不均,美国保守民族主义勃起。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秘鲁、智利、印度、肯尼亚、南非,城市贫民窟困扰着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在巴西卢拉总统时代,其解决方案颇有社会主义的特点,鼓励他们到亚马孙地区发展农业。而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推动以赋权的名义,给贫民窟中的穷人灰色资产确权,回过头来看是没有成功的必要条件。近期,德•索托希望综合运用区块链技术和金融创新保障贫民窟穷人权利,而不因财产确权后被资本公平、自由、但不公正的洗劫。这样的政策建议会被我国主流学者和地方官员认同,但在拉美、非洲和南亚很难被地方主流学界和政界认同。犹如牛皮藓的城市贫民窟难以找到有效的良方,且城市越大,问题越大。

经过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人类会开拓新的视角审视城乡格局的发展逻辑。世界各国所采用的防控措施:保持社交距离、自我隔离和社区互助,在农村地区相对比较容易得到落实。城市越大,这些防控措施落实的难度就越大。新冠肺炎病毒是很狡猾,然而,这种狡猾是以城市高密度居住作为前提的。

在新冠疫情发生期间,城市食物供应链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忧发生城市食物安全次生灾害,诱发了恐慌性食品购买与囤积,导致城市食物价格的上涨。作为聚集经济特色之一,特大和大城市可从全球购买食物原料,经加工、分装、批发、配送等环节,通过零售企业到达城市消费者。在疫情期间,作为“必要服务”行业,绝大多数城市的食品加工、仓储、运输和销售企业需要正常运营。然而,这些企业都非常难以控制社交距离,做到员工的自我隔离。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依赖进口食品的主要沿海城市可能面临原籍国的运输问题。同时防范长距离运输疫情发生和海外疫情输入任务很重。

疫情期间,照顾城市弱势群体成为抗疫社会政策的中心。受小区封闭管理、超市人流量限制等措施影响,老人、残疾人和体弱人群等弱势群体的食物采购出现较大困难,且食物采购造成的病毒感染风险加大。疫情造成许多行业停产停工,使得公司大幅裁员,在城市中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自由职业者和兼职工作者、城市流浪者有可能丧失收入来源。许多城市家庭因收入突然中断而出现经济困难,甚至严重到致使家庭食品消费结构大幅转变。新鲜蔬菜、水果和肉蛋奶类的消费降低,而主食类的消费增加,有些家庭甚至难以保障基本营养摄取。因长期居家隔离,西方家庭暴力泛滥,一度沉静的家庭女性和未成年人保护问题重新浮出水面。各国采取了不少倡议、经济、法律的补救措施,其效果如何还需要疫情过后再来评估。

城市令人向往的健康卫生系统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冲击下暴露出脆弱的一面。疫情期间,不少城市养老机构出现了大面积的感染,而广阔农村居家养老则不会发生此等人间悲剧。人口基数大,大规模集聚有利于流行病的扩散,城市很快出现了医疗挤兑现象,医护感染率提升又推动医疗挤兑问题更加突出。这样的恶性循环又进一步抬升了特大和大城市患者的病死率。纽约是一座全球瞩目的明星城市,拥有全球最先进最充裕的城市医护资源。即便这样,纽约还是有大量病人被安置在拥挤的医院走廊中。伊斯坦布尔、圣保罗等地医疗资源远不及纽约,疫情失控将会发生严重的医疗挤兑问题。如果新冠疫情在墨西哥城、新德里、孟买失控,后果将难以想象,或许这些城市只能寻求重生。

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我国疫情防控能够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社区建设该记一功。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要推动防控资源和力量下沉,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严守牢。全国各地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全国约400万社区工作者奋战在前线,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体战、人民战和阻击战的坚强力量。长期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城市基层党建和社区建设,即便如此,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困难的时候,局部地区的社区面临的压力远超负荷。主要发达国家没有我国建筑于社区基层组织之上的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组织动员体系,西方城市疫情防控难度更大。

一个新的发展思想或发展理念,就会派生出新的发展政策。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指引下,一些城市因而兴起,总有另一些城市失去了光芒。大城市兴起了,中小城市发展空间就被压缩了,农村在持续失血。这其中蕴含着对集聚效应的崇拜和对农村发展的政策歧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已经对城市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将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发展的风险暴露了出来。这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重新思考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新自由主义退潮之后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会冲击我们固有的城乡格局发展逻辑。我相信城乡格局一定会重新诠释,从提高城市韧性维度重塑城乡格局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这值得学术界和政策界持续的关注。

李国强:乐观时变,变中求机
李国强:乐观时变,变中求机

国声智库高度关注西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以及西安自贸区、高新区、内陆港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一直积极的以西安为重点开展调研学习,积极搭建平台和渠道,促进各种资源在西安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聚合,为西部大开发、为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的商贸富国政策和思想”货殖论坛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中国的商贸富国政策和思想”货殖论坛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以商贸富国为核心的中国商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悠久的中华商贸文明史已经证明,不断变革的商业政策,调节和管理商贸的发展方向、规模和质量,兴盛了商贸,繁荣了城市,充盈了国库,富强了国家。

王茹芹:传承发扬中国商贸富国政策和思想,践行新时代商贸富国新篇章
王茹芹:传承发扬中国商贸富国政策和思想,践行新时代商贸富国新篇章

2020年8月8日,“中国的商贸富国政策和思想”《货殖论坛》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论坛》在西安蓝海风中心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央财经大学、国声智库、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西安管理委员会、西安国际港务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