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 尹北直：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唐朝走向世界的当代启示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唐朝走向世界的当代启示

陈涛 尹北直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隋唐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教昌明，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为唐朝走向世界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此间，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而且是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的重要时期。丝绸之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生动展现了唐朝的世界性。至今外国人仍称呼中国人为“唐人”，称呼华人聚居区为“唐人街”。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路，还是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通过丝绸之路，中亚、南亚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天文、历法、医药等科技知识，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信仰先后传入中国。

随着隋唐对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外来音乐、舞蹈渐登大雅之堂。以隋唐时期的乐曲为例：隋文帝时有国伎、清商伎、龟兹伎、安国伎、文康伎、高丽伎、天竺伎；隋炀帝时有清乐、西凉、龟兹、疏勒、天竺、康国、安国、高丽；唐太宗时有清乐、燕乐、西凉、龟兹、高昌、疏勒、天竺、康国、安国、高丽，绝大部分都是“胡乐”，但这些“胡乐”都是隋唐乐曲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汉乐是融为一体的。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唐朝对太乐署供奉的乐曲名称进行大规模改动时，就将原来来自域外的“大食调”“般涉”等的部分乐曲名由胡名译音改为典雅的汉名，体现了唐代对外来音乐文化的吸收。据统计，《教坊记》中唐代325首曲名中，天宝末年改名的“胡乐”占到了近1/3，如沙陀调“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苏莫刺耶改为玉京春”；金风调“苏莫遮改为感皇恩，婆伽儿改为流水芳菲”等（《唐会要》卷33《诸乐》）。唐代，甚至出现了“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盛况。

隋唐时期，胡舞流行。胡舞又可以分软舞和健舞。软舞节奏舒缓，优美柔婉，舞名有《绿腰》《凉州》等；健舞节奏明快，矫捷雄健，动作力度大，与软舞风格相反。健舞有《剑器》《柘枝》《胡旋》《胡腾》等。在这些舞蹈当中最有名的就是胡旋舞和胡腾舞。大家熟知的安禄山就是胡旋舞高手，据《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安禄山）“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敦煌莫高窟第220窟是盛唐时期的洞窟，其南壁与北壁各有一组胡旋舞的图像，动作非常优美。跳胡旋舞的既有男性，也有女性，白居易写有《胡旋女》一诗：“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胡腾舞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男子独舞。舞者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胡衫”，腰束带，足穿锦靴。舞蹈以跳跃和急促多变的蹲、踏、跳、腾舞步为主。河南安阳曾出土一件唐代胡腾舞扁壶。李瑞写有《胡腾儿》一诗：“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

“胡旋舞”“胡腾舞”在宫廷内外流行；四弦琵琶技艺高超的胡人受到欢迎；民间盛行的胡人幻术、杂技等百戏则吸引着百官与士民“从昏达旦”地欣赏。例如唐敬宗时，幽州人石火胡的竿技惊险刺激，据唐人苏鹗《杜阳杂编》记载，石火胡“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

隋唐时期，胡服也风靡一时，比较常见的胡服形式是翻领窄袖袍、条纹小口裤、软锦靴和锦绣浑脱帽，有的还佩有蹀躞带。

隋唐的艺术也向外传播。唐代的书法、雕塑、绘画全面影响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艺术。傀儡戏传到朝鲜半岛，被称为“木偶剧”；而西域传入的百戏经过中国艺人的提炼加工，大量涌入日本，其中《钵头》《剑气浑脱》等散乐戏目传到日本后非常盛行，长演不衰。同时，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艺术也西传中国。

唐代更大量引进外来观赏植物、蔬菜、花卉、观赏动物和家畜等。重要的观赏植物有波斯枣（即枣椰树）、天竺娑罗树；蔬菜有波稜菜（即菠菜）、酢菜、胡芹、桂椒；花卉有泥楼婆罗花（青睡莲）、俱物头花（白睡莲）；观赏动物有南海诸国的犀和象、中亚的狮子，以及白鹦鹉、五色鹦鹉和鸵鸟等珍禽异兽；家畜有从中亚引进的骏马等；赏玩家畜如新罗国贡献的“果下马”、高昌转献的来自东罗马帝国的犬种--“猧儿狗”等。

科学技术是隋唐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作为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农业国，中国注重实用技术的特点使外来的医药、天文历算等知识在隋唐得到了突出重视。

唐代出现了专门讨论“胡药”的《胡本草》和《海药本草》等书，并译介了多部外来验方和医学著作，如《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药方》5卷等。大批胡人医师活跃在唐朝城乡各地，唐太宗患“气痢”、唐高宗患头痛失明，都得到胡药验方和胡医的有效诊治。来自大秦、中亚和古印度的眼科医术倍受唐人的推崇，其中古印度治疗白内障的“金篦术”尤为著名，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诗云：“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已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古印度和波斯的天文历算也影响到隋唐历法。唐代外来历法中著名的有《七曜历》和天竺《九执历》以及从西域传入的《都利聿斯经》《聿斯四门经》等。其中，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历术原本广泛流行于波斯、天竺及粟特人中。经由唐朝，《七曜历》也传到日本。

通过对外交流，唐代科学技术也传播到海外。中国先进的造纸技术在唐代开始传入大食、日本等地。唐玄宗天宝十载（751），高仙芝在怛逻斯之役中为大食军队所败，大食所俘唐军兵士中即有造纸工匠，造纸术从此西传。公元806年，日本僧人空海从唐朝回到日本，传播了唐代先进的制笔技术，而日本正仓院中至今仍藏有唐代的毛笔（鸡距笔）以及彩色麻纸和白麻纸数百张。

与艺术形式相伴传播的是精神信仰。汉传佛教在唐代达到成熟，被华夏文明成功消化吸纳，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哲学、历史、文艺、风俗教化等各领域。而外来的“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景教）均得到唐朝政府的正式认可，在中国境内表现出活跃的生命力。中国道教及汉传佛教也向西、向东传往域外，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汇沟通。

在唐代，大批外域人进入中国，或为商贾，或为使节，或为质子，或为贡人、奴婢，或为游士、僧侣，乃至方士、艺人，各色各样。很多外人常年住唐，乃至婚嫁生子、开枝散叶，融入华夏民族。如生活在唐末五代的李珣一家就是唐代入华的波斯后裔，他本人具有高深的汉文化修养，创造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琼瑶集》；其妹李舜弦做了蜀后主王衍宫中的昭仪，也是一位才情出众的女诗人。唐代还习惯以国籍称呼胡人姓氏，如康国胡人多姓康，石国胡人多姓石，等等。

隋唐时期形成了以儒、释、道的汉文化为主，融合国内其他民族文化和域外异质文化的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创新性的复合型文化。虽然当时国内民族众多，但是当时的文化却成为维系各民族团结的桥梁和纽带，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隋唐时期，广泛吸收了外来器物的制式和艺术，并加以创新发展。唐以前，中国的金银器皿制造业并不发达，而到了唐代，金银器皿的数量骤增，这与波斯器物的传入有关。丝绸之路沿线上已发现了大量萨珊波斯银币。唐代长杯模仿了萨珊长杯的多曲特征，部分器物出现了类似波斯器物的“徽章式”纹样装饰。

纺织品的交流尤其鲜明地代表了“丝绸之路”的独特韵味和唐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唐朝不仅是世界最华美的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国，还大量输入他国的纺织品，并进行融合创新。当时仿制的“波斯锦”甚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新罗的“五彩氍毹【qú shū】”、弥罗国的“碧玉蚕丝”、大轸国以冰蚕丝织成的“神锦衾【qīn】”、鬼谷国进贡的“瑟瑟幕”及日本、波斯、大食等国的各类美丽织物在中国绽放异彩。对外来纺织品的吸纳，使唐朝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纺织品中心。

同样，陶瓷器作为隋唐对外贸易的大宗产品，也积极革新式样，适应不同地区的需求，例如20世纪90年代于印尼婆罗洲附近打捞出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中，就有许多瓷器的纹饰具有伊斯兰教的风格，其中有三件完整的青花瓷绘有椰枣纹和菱形框子的伊斯兰教纹饰。

绘画方面，古印度的凹凸画法传入西域于阗国，当地的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等人都是著名画家，他们的风格就属于凹凸一派。吴道玄（吴道子）师从尉迟氏学习凹凸画法，并不断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遂被后世誉为“画圣”。《送子天王图》中的人物形象生动，有立体感，相传就是吴道子的杰作。

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言：“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隋唐文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世界影响。

首先来看制度文化。隋唐昌明的政治制度直接影响到日本。日本通过大量多次派遣使团，极力吸收隋唐文化。孝德天皇模仿中国纪年方式，定年号“大化”，开始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革。唐朝的三省（尚书、门下、中书）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一台（御史台）制及地方官制都为日本大化改新所仿效；唐代均田制、租庸调法成为日本田制及税收效法的样本，国子监制成为日本大学寮制仿照的示例。日人设明经、纪传、明法、书道、算道、音道六学，学习《礼记》《左传》《毛诗》《周礼》《易经》《尚书》等中华典籍，并全面吸收了唐代建筑艺术，仿照唐长安营建了平城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

其次来看科技文化。中国先进的农业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海外。以农耕的必备工具——犁为例，唐代曲辕犁设计精巧，回转灵活，已具备犁壁曲面、犁评和犁建、犁盘等部件，可调节犁铧入土深浅。根据美国农学家雷塞（P. Leser）、日本农业经济学家熊代幸雄等人的研究，西欧自18世纪所开始的犁的改良及近代化过程，就主要吸纳了中国犁的框式结构特点，及构成耕翻碎土技术要素的犁壁—犁铧连续曲面。可以说，欧洲农业革命中极重要的一个环节——近代犁的出现，就是在对中国犁进行多次改进的基础上完成的。又如，唐代水利灌溉的广泛开展和先进经验，被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相继效仿。中国翻车（即龙骨水车）的方形板叶链式设计最终影响了欧洲，欧洲方形板叶的龙骨水车直接模仿了中国的设计，17世纪末英国海军所制造的船舱排水设备也由此改制而成。

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讲：“造纸工业为中国之专利，自此役（怛罗斯战役）之后，大食人把中国俘虏带至康国，造纸之术由是传布于回教诸国而流传至西方……此物一兴，遂使埃及之草纸及皮纸一概消灭……一切国家之人，皆利赖之。”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的发明曾为欧洲的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在全部人类文明中没有比造纸史和印刷史更加重要的”。美国学者卡特（T.F.Carter）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更是直言：“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流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那么欧洲想进行文艺复兴，想推广很多文化和教育，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最后来看观念文化。唐朝灭亡以后，作为政权的“唐”消失了，但是作为文化符号的“唐”却依然存在。宋代的时候，“唐”已成为东南海外诸国对中国的代称。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中记载：“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在唐代时就有大量海外客商居住于此，他们集中居住于“蕃坊”，有的已经定居并娶妻生子。宋朝建立了，难道这些海外客商不知道吗？当然是知道的。之所以还称为“住唐”，是因为“唐”的文化符号已经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记，已经很难转变。由此可见，这种观念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影响是很大的。《明史·真腊传》里就记载：“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可见，到明代的时候，海外诸国都这么称呼，“唐人”就是海外的华人。

明清时期，东南沿海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下南洋、赴西洋。在明人冯应京所撰《经世实用编》中就提到：“其国（指日本）有大唐街，所居皆华人。”说明随着大量华人到日本定居，华人聚居区被称为“大唐街”，后来改称“唐人街”。19世纪，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多了起来，洋人也以“唐人”称呼中国人，中国人居住集中的地方被成为“唐人街”（Chinatown）。1872年，属于洋务派的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记载：“金山（即今日美国旧金山）为各国贸易总汇之区，中国广东人来此贸易者，不下数万。行店房宇，悉租自洋人。因而外国人呼之为‘唐人街’。”1887年，曾任驻外公使随员的王咏霓在《归国日记》中也使用了“唐人街”一词：“金山为太平洋贸易总汇之区，华人来此者六七万人，租屋设肆，洋人呼为‘唐人街’。”

当然，如今Chinatown的翻译已经多样化了，有唐人街、中国城、中国街、中华街等，但是无论如何，再怎么称呼，它都体现了唐文化所具有的这种深远的世界影响。

隋唐时期的东西方交流程度深、范围广，已经大大改变了唐人的社会生活，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隋唐时期的文化交流程度深、范围广，已经大大改变了唐人的社会生活，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丝绸之路是连结的纽带，也是沟通的桥梁。千余年前的唐朝正是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演讲）历史是现实的源头活水。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各国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们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