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有贵：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历史演进

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历史演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郑有贵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受阻与破冰

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愿意极为明确。在帝国主义国家敌视中国人民的情况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一方面明确按照平等原则不给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然而，新中国自成立起的较长时期内，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参与国际贸易遭受阻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封锁禁运。美国从多方面进行布局，谋求霸权和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美国以强大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实施以服务其霸权为目的、以受援国参与其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行动为条件的欧洲复兴计划（又称马歇尔计划)，并构建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以此为基础，美国致力于构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致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体系，以维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达的优势，从经济发展上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先是美国国会于1948年3月通过《经济合作法》，明确参加欧洲复兴计划的国家必须与其共同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实施贸易管理；1949年2月又通过《出口管制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对共产党执政国家实施贸易管制。美国谋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发起成立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为创始国，以及之后加入的卢森堡、挪威、丹麦、加拿大、联邦德国、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希腊、土尔其、澳大利亚17国组成的协商团体，并设处理具体事务机构——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通称巴黎统筹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明确限制组成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到1952年，其禁运清单项目占全世界国际贸易商品项目的一半。

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自成立起就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更为严厉。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劝告决议》，巴黎统筹委员会还建立了亚洲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这里所指的“中国”，并不是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包括除苏联远东地区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到1953年3月，参加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的国家增至45个，还对中国实行贸易特别禁运清单。20世纪50年代初，巴黎统筹委员会禁止与中国贸易的项目多达约500种，比对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的禁运清单项目更多。美国等对中国实施禁运封锁，试图使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导致经济崩溃。另外，到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中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这些都使中国失去了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可能。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既阻隔了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大循环，也自我封锁了其在中国的市场，对其自身发展有不利之处。巴黎统筹委员会各组成国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上存在利益矛盾。一方面，从资本主义阵营扼杀社会主义阵营出发，要遵循巴黎统筹委员会约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封锁禁运；另一方面，出于本国发展利益，寻求扩大市场，与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动力日益增强。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日益发展，可以向其他国家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在这样一种发展态势下，中国市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巴黎统筹委员会组成国为实现自身利益，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或明或暗尝试越过封锁禁运约定，以多种方式寻求与中国开展贸易合作。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时机。美国在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起至70年代陷入滞胀困境。为解决这一困境，美国开始寻求新的市场和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也有改变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政策的较强动力。这与新中国长期寻求国际合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开始对接。换言之，美国放弃对中国的封锁禁运，选择与中国合作，不仅仅是由于美国与苏联争霸寻求相应环境。中国因势主动开展乒乓外交，以破除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贸易实施封锁禁运之冰。

综合考察1949年起到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历程可见，新中国一方面自力更生谋发展，另一方面为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作出了极大努力，经历了极为艰难的历程。

二、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拓展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一个工业化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经历日渐拓展深化的3个阶段，即由引进含先进技术的成套设备（以下简称先进设备）为产业发展打基础，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再到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围绕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以引进先进设备为主。新中国成立起的较长时期内，中国主要通过向东欧国家出口初级农副产品和矿产原料等，以获取外汇，用于引进国家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先进设备，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打基础，消费品进口较少，加之参与国际贸易的路径不畅通，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极低，尚称不上参与国际大循环。中国货物进出口额，1950年为11.3亿美元，1978年增加至206亿美元，但占全球份额极低，仅为0.8%。在这个阶段，与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合作，但都经历了艰辛的力争和曲折历程，又可分为3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是，新中国在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情况下，自成立起，特别是自实施“一五”计划起，到20世纪60年代初，接受苏联技术援助，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成功实施了156项重点工程建设，增强了中国的发展能力，工业化快速推进。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中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推进各项事业进一步发展，其中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是成功研制了反映综合国力的“两弹一星”。第二个小阶段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四三方案”，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所需要的先进设备。第三个小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较短时间内大规模引进先进设备，被称为“洋跃进”。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起，在经过近30年建设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上，中国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和世界贸易高速发展的机遇，在继续引进设备的同时，逐步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与改革开放有所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引进先进设备，另一方面在以出口初级农产品和矿产资源赚取外汇不能满足引进先进设备实现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允许发展“三资”企业，把引进外资与引进技术结合起来，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起步参与国际循环，由此获得外汇，并在外汇短缺缓解后发展到“加工贸易”（境内出口商将进口商提供的原材料、零件加工装备成工业制成品，出口到国外，以获得收益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自20世纪80年代起快速发展，到21世纪初在贸易中占据半壁江山，之后其在贸易中的比例才下降），再发展到一般贸易（基本利用本国生产的原材料、中间产品等投入品在本国生产向国外销售）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到2009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10年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第三阶段是自中共十八大起，基于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台阶并融入国际产业链，中国全方位参与国际大循环。中国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倡导和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议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创办自由贸易区建设，首创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的经贸制度并坚持连年举办，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让各方分享发展机遇。中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并进，全面深度融入全球经济。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占世界份额为11.8%，其中出口占12.8%，进口占10.8%。

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了双赢。一方面，中国加入国际大循环，产生溢出效应，促进了产业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对提升经济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加入国际大循环，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做出贡献。一是构建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平台。倡议和推动以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为取向的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二是从制度改进上促进经济全球化。包括：提出并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不同于强权独霸、丛林法则、零和博弈，开辟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三、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转变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决策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出的，但绝不是为应对特定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世界经济下行的短期选择，是基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考虑经济全球化和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以调整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的抉择。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中国自参与国际大循环初期起的较长时间内，一个重要取向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实施鼓励出口创汇政策。这其中的缘由主要有，一方面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快速发展中存在资本短缺问题，需要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实现创汇，为改变技术设备落后状况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仍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尽管居民收入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但低于经济的更快增长，需求增长速度相对较低，需要出口的强劲拉动。到2006年，受经济增长路径依赖，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7%。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经济增长内需潜力释放，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路径逐步改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缺乏可持续性，必然要求对这一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进行调整。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起，中国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过渡，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2019年的不足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外贸依存度由2006年的67%，下降为2019年的近32%。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是能够实现经济新发展预期的。中国有14亿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不仅如此，按照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发展战略的安排，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提升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也将显著扩大。由此，中国必然是全世界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可以为发展提供巨大空间。换言之，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内需战略为基点，畅通国内循环，这样一种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的调整完善，有利于新发展动能的形成。

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塑造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以劳动力众多及其价格低廉的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在已有技术积累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致力于创新发展，由跟跑发展为并跑，在一些领域还处于领跑地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在世界的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0年的第14位，是位列前30位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已有优势基础上，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有助于提升中国产业技术水平，塑造起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与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全球市场收缩，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如此接连危机态势下，西方主要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中国面对国际经济循环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顺势而为，改变过高对外依存度，建立自主、可控、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既努力打通国际大循环，又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进而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增强韧性，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而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之初，“三来一补”的高质量产品很大一部分用于满足国外需求，挣的是低价工资和获取外汇收入。中国居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而提升，但存在供给与消费水平提升不匹配问题，导致一段时间内居民消费大量外移，最典型的是曾发生中国居民在日本抢购智能马桶盖现象。扩大内需和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基于国情和发展水平的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扩大内需战略为基点，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切实践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有利于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