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财经大学张强丨古丝绸之路时期的交通运输发展简史

古丝绸之路时期的交通运输发展简史

西安财经大学 张强

根据丝绸之路交通线路的变化，其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古丝绸之路时期（公元前115年-公元1992年）；二是新丝绸之路时期——新亚欧大陆桥时期（1992年-2013年）；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时期（2013年至今）。本文主要介绍古丝绸之路形成原因、交通发展及意义。

丝绸之路的名称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开展经济交流，由于当时科技水平有限，人们的交通工具还主要依赖于动物驱动，而且主要是陆路交通，中国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贸易主要以丝绸、茶叶、珠宝、器皿、玉石、香料等为主。当时《史记》把从中国到上述地区的经济通道称为“外国道”[《史记·大宛列传》：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后来到了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之名[参见：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本章的古丝绸之路是指从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开始，直到1992年新亚欧大陆桥正式通车为止。

1古丝绸之路形成

古丝绸之路形成的原因很多，包括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丝路贸易利润丰厚等等，本文重点梳理两个重要人物和两次重要战役对古丝绸之路形成的促进作用。

2.1杰出人才贡献

第一个重要人物是西汉时期的张骞，公元前164年出生于我国现在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故于公元前114年。他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外交家，曾经受汉武帝派遣两次带队出使西域各国，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国家的外交事业，为古丝绸之路的开通做出了突出贡献。张骞在26岁（公元前138年）时就作为西汉使者受汉武帝派遣第一次出使西域，他带领一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冒着被匈奴人截杀的风险奔赴西域各国，希望这些国家能和汉朝联合起来攻打凶残的匈奴，张骞一行在出使和返回途中均被匈奴扣留或者软禁，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乘匈奴内乱之机才得以回到长安，两次出使西域共计十三年。第一次出使西域带领了一百多人的庞大队伍，但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可见出使西域的凶险和艰苦非同一般。张骞这次未能达到联合西域大月氏等国夹击匈奴的目的，但效果和作用是巨大的，使中国的疆域逐渐扩大到帕米尔高原以西，自此，不仅西域各国同中原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而且中国同远至罗马帝国的直接交往也开始建立并逐渐密切起来，因此后人把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称为“凿空之旅”。

尽管在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带领西汉军队获得对匈奴的河西战役决定性胜利，但是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并未彻底解除，加之第一次出使西域没有达到目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作为西汉使者第二次带团出使西域。这次出使西域主要是为了召唤乌孙国国王带领民众（今伊犁河流域）回归故地，从而斩断匈奴右臂；同时也是为了宣扬西汉王朝国威，劝说西域各国与西汉友好共处，同时欢迎西域各国派使臣到西汉访问，以及商人到中原经商。此后，汉朝政府首次在西域楼兰等地派驻军队，一方面保护西北边疆安全，另一方面也保护各国商人往来的安全，其最高长官级别是仅次于将军的校尉武官，为设置西域都护奠定了基础。后来汉朝使臣和商人沿着张骞曾经走过的路线，来到了安息国（今伊朗境内），并拜见了安息国国王。安息国[《史记·大宛传》说：安息“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其人？善市贾，争分铢”。]位于罗马帝国与西汉之间，由于罗马宫廷及上层社会对于来自汉朝的丝绸制品非常喜欢，被当做是身份的象征，因此安息国利用自身位置优势，将西汉商人贩运到安息国的丝绸制品大量转运到罗马帝国等欧洲国家获取巨大收益。史学家司马迁形容当时古丝绸之路商人奔走往来的盛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从此汉朝的丝绸制品就源源不断的被贩卖到中亚、西亚及欧洲各国，标志着古丝绸之路正式形成。张骞除了建议汉武帝向西拓展外，还建议汉武帝向西南方向发展，公元前111年，汉王朝正式将今天的四川与云贵高原纳入西汉版图，设置了交趾等七个郡，基本上形成了我国现在西南地区的疆域雏形，为丝绸之路往西南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1古丝绸之路线路图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东汉时期的班超。公元32年出生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故于公元102年，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和谋略家。西汉末年外戚专权，特别是王莽篡夺政权后，中原统治者为了争夺统治权，无暇顾及西域，导致丝绸之路商贸被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阻断，严重破坏了汉朝与西域乃至中亚等国的商贸往来，为了恢复汉朝与西域的交通往来，同时也为了帮助西域各国摆脱匈奴的控制和奴役，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派遣窦固等率大军击溃北匈奴，夺取伊吾地（今新疆哈密西），为了保持对西域的有效管制，东汉政府将部分官兵留在西域成为屯田兵[屯田兵是指部队官兵保留军事编制，有战事时为兵，没有战事时务农的军事组织。]，长期留在西域。为了保证西北边疆安全，窦固派班超带人出使西域各国，希望他能联合西域各国与东汉共同打击匈奴。班超根据匈奴对丝绸之路南边各国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决定首先消除匈奴在南线的势力，然后再考虑消除西边和北边危险。他带领36人在鄯善国设计谋巧妙杀死匈奴使官，留下了著名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典故；然后在于阗国又用计杀死匈奴监督官，鄯善、于阗等国看到东汉真心帮助各国，为了与东汉交好，国王都将儿子送到洛阳做人质，各国联合驱除了西域南道的北匈奴势力，使南道诸国先后归附，打通了通往中亚各国的南部通道，与汉朝隔绝五十八年的西域，又与汉朝往来了。后因国内局势动荡，东汉将驻扎西域军队撤退，班超为了稳定南部各国，只身留在西域经营。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统帅于阗等国军队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班超上书汉章帝请求增援，并提出“以夷狄攻夷狄”的策略。直到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几乎单枪匹马在西域活动二十余年，他完全凭借着对国家的赤胆忠心，依靠个人的智谋、胆识与毅力，促使西域50余国均归附东汉王朝，获得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圆满胜利。

张骞、班超在沟通西域各国与中原联系，打通丝绸之路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后来西汉各外交使团在出使西域各国时还往往打着张骞“博望侯”[全称是：“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的旗号，借以取得各国的信任，体现了张骞出使西域对各国的深刻影响。当然，古丝绸之路得以完全开通除了张骞、班超等个人能力超强外，还得于汉朝和西域有相互交通的愿望，以及西域诸国极力希望摆脱匈奴压迫的愿望。

1.2关键战役的胜利

古丝绸之路能够顺利形成，并且能够长久不衰，有几次中原政权与西域少数民族的战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河西走廊战役，唐太宗时期对东突厥的阴山战役。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下令由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统帅军队在河西走廊对匈奴发动了两次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大败匈奴，使其被迫退到了漠北地区，解除了对中原和西域的威胁，一举占领匈奴最后一块水草肥美之地——河西走廊，丢失河西走廊后，匈奴人发出了哀叹，也留下了千古名句《佚名·匈奴民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出自《史记·匈奴传》的《佚名·匈奴民歌》，原诗：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随后，汉武帝通过设置张掖郡、修建长城以及构筑玉门关等关隘设施来保持对河西走廊地区的有效管理和控制。河西走廊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对西域疆域拓展方面最重要的胜利，从此中国正式打开了通往中亚的通道，为丝绸之路的通畅提供了保障。

公元630年，唐朝经过隋唐初年的战乱和休养生息调整后，国力逐渐强盛，首都长安成为世界最大最令人向往的城市。为了保证北方边疆的安全，开始对长期侵扰边疆的东突厥用兵，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战役就是阴山之战，李靖夜袭阴山，活捉突厥可汗，可谓千古奇功，是唐朝军事史上取得最为空前辉煌战果的一次，这次战争过后大唐帝国疆土北方的威胁基本解除，而且也为后来消灭西突厥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唐朝赢得百余年社会长治久安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形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生活状况，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和“贞观之治”就是这次战役之后才得以逐步形成。唐朝打败东突厥少数民族政权后，将归顺的民众集中迁移到中原内地安置，同时不改变他们原来的风俗习惯，并且借鉴汉朝在被征服地区设置郡县的做法，设立都督府和都护府管理原来的行政区域。唐朝随后继续在西域扩大战果，并消灭了西突厥，设置了著名的“安西四镇”[唐代设在西域的四个军事重镇。具体为龟兹、疏勒、于阗、焉耆(也叫碎叶)。]派驻军队留守当地，后来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展，以天山为界分别又设置安西、北庭两个著名的都护府来管理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属地。大唐帝国通过战争平定了少数民族野蛮掠夺，通过设置政府机构等措施，帮助西域各民族老百姓生活逐渐安定，中原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逐渐传播到了西域，不但有力地促进了唐朝经济的发展，而且加强了黄河流域文明和西域文明的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隋唐再一次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融合，也使自汉代以来的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重要经济走廊——丝绸之路又一次得以成为真正的黄金之道。

2古丝绸之路发展

2.1初步形成时期（公元前4世纪-公元1世纪）

公元前4世纪，欧洲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引自富勒“亚历山大的军事艺术”(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1960年英文版。]（公元前356-323年）通过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建立了最东到阿富汗的亚历山大帝国，与西域各城邦接壤，打通了地中海东部沿岸与中亚、西域的联系。后来继承亚历山大帝国的孔雀王朝（公元前321-185年）继续通过战争等手段把分裂的小国统一起来，使古丝绸之路的西部能够完全联接起来。同一时期，中国历史上还处于战国时期，但是战国七雄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等措施逐渐变得强大，开启了统一中国的进程，最终统一中国建立了秦朝。之后西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西汉政权通过设置政府机构等方式，逐渐控制了今新疆及以西的广大西域地区，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各方面影响到了西域。由于东西方两个大国各自统一了所在区域，而且疆域也实现了直接连接，因此，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联接起来，双方的贸易往来具有了可能性，为古丝绸之路全线初步联通创造了先决条件。

2.2巩固和发展时期（公元1世纪-公元6世纪）

公元1世纪前后，从欧洲到东亚大陆主要国家是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王朝和汉朝四大强国，把古丝绸之路继续连成一片，为古丝绸之路商贸畅通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又一次保障机会[216]。在这期间，汉朝虽然经历西汉末年短暂的战乱，但是很快建立的东汉王朝就派遣班超父子在西域主政50余年，不但巩固了西域边疆，而且在客观上也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继续畅通。同时，为了与罗马帝国建立直接联系，班超还派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中途还得到安息国王的热情接待，但是安息国王出于丝绸贸易垄断的需要，以及担心罗马帝国与东汉联合夹攻，故意编出谎言欺骗甘英，使他没有跨过地中海到达罗马帝国完成任务而提前返回西域。后来到了3世纪始，中国内地虽然出现了南北朝的割据局面，但是由于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本身巨大的利润和西域以及河西走廊、青海地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少数民族政权也希望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维持政权所需的税赋，所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贸易往来并未完全中断，后来安息王国的继承者萨桑王朝（公元226-公元651），国力越来越强盛，通过吞并周边一些小国，逐渐把中亚和南亚广大地区也纳入其版图，西部与罗马帝国接界，最东抵达我国西域，垄断了丝绸向南亚和欧洲各国的贸易，对丝绸之路贸易的继续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欧洲贵族对于丝绸数量仍然有着巨大需求，以及中亚商业民族粟特人的大力推动，所以，虽然当时中国中原地区暂时处于战乱分裂状态，丝绸之路往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并未停止，东西方贸易仍然继续向前发展。

2.3顶峰时期（公元7-公元9世纪）

公元6世纪末，中国隋朝结束了长达三百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状态，重新实现了中原的统一。唐朝前期出现了“贞观之治”、“贞观遗风”和“开元盛世”，农业、手工艺和商业都非常发达，除了长安以外，洛阳、扬州、成都等地都是繁荣的商业大城市，无论是社会文明程度，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唐朝首都长安城常住的外国人达30多万就是最好的证明，唐朝在世界上的影响达到空前，世界各国都争相到唐朝来学习和居住。只是同时期的罗马帝国已分裂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版图继承了原罗马帝国东部的领土，原来的中转站萨珊王朝还继续赚取高额的差价，同中亚、南亚各国一道与唐朝政府及民间商人通过古丝绸之路进行着大量的商业贸易，唐朝与各国的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东罗马帝国存续了一千余年，隋唐统一的中国也存在了三百多年，统一的政权为古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加之经济繁荣，古丝绸之路贸易往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因此，公元7世纪到9世纪这段时间可以认为是古丝绸之路发展的顶峰时期。

2.4衰落时期（公元9世纪以后）

唐朝由于安史之乱等原因，国家逐渐走向衰落，最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虽然宋朝也短暂统一了中原，但北方被少数民族政权所把持，向西的通道逐渐被阻断，9世纪以后，虽然科技、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是由于宋朝本身国力有限，政治中心不得不迁往南方杭州，陆路通道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后，政府被迫通过海运与国外开展贸易，在科技进步和航海技术发展的推动下，海上贸易快速发展起来。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受到经济发展落后及统治不稳固等因素限制，并不热衷于对外贸易，故丝绸之路的陆上贸易无论是品种还是规模都快速降低了，即，古丝绸之路贸易从宋朝开始逐渐衰落。

3古丝绸之路线路走向

从兰州往西到新疆自治区，我国地理特征是西高东低，昆仑山、天山山脉是东西走向，祁连山山脉是东南走向，因此发源于这些山脉的河流也是东西流向。由于有冰川融化形成的泉水或者河流，在塔里木盆地边缘以及天山脚下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城邦和村镇，虽然丝绸之路部分地段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荒无人烟的戈壁和沙漠，但只要前进的方向正确，那些天然的绿洲和城镇，为远道而来的丝路商人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休歇场所，游牧民族已经在相邻城邦之间初步开通了往来通道；从《史记》所描述西域当时情况可以知道，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200多年，西域就建立过五十多个绿洲城国，互相之间以及与中亚各国之间已经有了比较频繁的商贸往来，这些前期基础为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提供了必要条件，降低了难度。

据历史学家们考证，丝绸之路通道可以分为东段（古长安到西域段）和西段（西域到欧洲段）。东段路线一般认为有北线、中线和南线三条：北线是从关中地区的古长安出发经漠南过张掖、嘉峪关，再顺着天山南坡和北坡的绿洲进入西域，即所谓的“草原路”；中线是从关中地区翻越陇山和甘肃省西北部祁连山，然后进入河西走廊，再进入西域，即所谓“河西路”；南线是顺着祁连山南坡向西走，逆湟水河上（今西宁河）至青海湖，再经由柴达木盆地而到达今新疆若羌，最后再从塔里木盆地边缘进入西域，即所谓的“青海路”。

图2古丝绸之路东段走向图

古丝绸之路通道西段（西域到欧洲段）一般认为也有北线、中线和南线三条。

北线：从瓜州（现酒泉瓜州县）—哈密—北庭—乌鲁木齐—昌吉—精河—伊宁—阿拉木图—托克马克—沿咸海、里海、黑海的北岸—萨莱（俄罗斯）—萨克尔—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城市）—古罗马帝国。

中线：从瓜州（现酒泉瓜州县）—吐鲁番—轮台—库车—阿克苏—喀什—杜尚别（塔吉克斯坦境内）—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康居国（哈萨克斯坦境内）—马什哈德（伊朗境内）—哈马丹（今阿曼境内），然后继续向西到巴格达与南线汇合。

南线：从瓜州（现在酒泉瓜州县）—敦煌—若羌—于田—莎车—塔什库尔干—帕米尔高原（可由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然后继续向西经兰氏国（今克鲁伦河下游至呼伦湖一带）—赫拉特（阿富汗境内）—赫卡托姆皮洛斯（可能位于如今的伊朗达姆甘和沙赫鲁德之间）—巴格达（伊拉克）—大马士革（叙利亚）—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古罗马帝国。

图3古丝绸之路西段走向图

4古丝绸之路交通运输工具发展

从汉朝张骞“凿空”西域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引进汽车和火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为止的两千余年的时间段，在封建社会前期，尽管中国汉朝和唐朝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当时最发达和强盛的国家，经济发达，国内外贸易，尤其是丝路贸易往来频繁，但是受到时代和科技发展的限制，当时陆路交通工具还是以动物等畜力为主，水上交通工具以人力和借助风力推拉为主。在畜力时期（零碳排放时期）的交通工具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大类：马车，当时称为小车；牛车，当时称为大车；以及手推车。

4.1小车

“小车，驾马，轻小之车也”[出自《论语》，《释名·释车》。]，大致分为：斧车、轺车、施轓车、轩车、軿车、栈车等。西汉时期，由于与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发生经常性的战争，大量的马匹被政府强征为军马，为此，还专门制定了一套完整而又复杂的乘车制度，因此民间很少有能坐马车出现的普通民众，小车成为达官显贵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不同等级的官吏出行都有相应的乘车作为交通工具，以凸显其身份、地位。根据《续汉书·舆服志》记载，在西汉时期，只有县令以上政府官吏才可以乘坐斧车[参见：《后汉书·舆服志上》https://baike.so.com/doc/2266310-2397629.html。]，其他普通民众禁止使用斧车，用途是为了显示官府的威仪和官吏的身份。汉代由于军事的需要，马匹被作为军事物资征用，因此马车在数量上并不多，但是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能工巧匠在原来简单马车基础之上又发明了供不同官级身份和不同用途使用的马车，由于汉朝官级多而复杂，因此马车的种类也非常复杂、名目繁多，如汉朝皇帝非常重视农业，注重农民的休养生息，故国家专门为皇帝查看农田时制造的马车叫“耕车”，皇帝平时外出巡视乘坐的马车叫“玉辂”等等。

4.2大车

汉代在秦朝“秦直道”的基础上，根据对外战争和贸易的需要，对主要道路进行了改扩建，因此交通与秦朝时期相比较有了进一步发展，除少量供乘人的马车外，大量的牛车出现了，牛车的车厢比较宽阔，因此又称大车或者方厢车。牛车虽然发明较晚，但是在汉朝却是用于载货和普通民众出行的主要工具。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虽然牛的速度相对于马慢，但是在负重方面远远高于马，同时，在农村，农忙时，牛还可以用于耕种田地，农闲时可以用于日常交通，所以牛车开始大量用来供贸易运输货物，当时不少富商大贾拥有成百上千辆的牛车；另一方面，根据《续汉书·舆服志》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即在封建社会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尤其是农业生产水平较低，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国家一直重视农业生产而不鼓励商人经商，因此商人的社会地方不高，是不能乘马车的，所以牛车在汉代就成为商人们运输货物，以及普通老百姓出入的主要交通工具。同时车舆制度还规定了繁琐的礼仪制度，乘车者必须时刻保持着所谓的正人君子风度，而不能兴之所在随心所欲，所以除了商人和普通老百姓乘坐牛车以外，即使到了汉代中期兴盛起来的士族阶层出行也受到车舆制度的限制而不得不乘坐牛车。汉代牛车虽然在速度上比马车要慢，但是由于采用直辕形式，因此在路上行走时的安全性要远高于采用曲辕的马车。同时，牛的耐力和驮负能力也强于马匹，所以牛车的载重量和远行能力也强于马车，正是牛车的这些优点，反而有利于商人们进行长途的往来运输。后来随着中原养马技术和品种的提高，国家慢慢放宽了老百姓乘车的限制，工匠们再结合牛车直辕的特点，以马匹带动的直辕车开始盛行，从而提高了运输的速度和效率，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再结合沙漠之舟骆驼的功能，使得古丝绸之路长途贸易得以长期持续发展。

4.3手推车

上文提到的无论是马车还是牛车，由于自身构造的特点，无法在乡间小路和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区使用。因此一种叫“手推车”或者“独轮车”的交通工具就应运而生，这种车的特点是，两个把手前端固定一个比较小的轮子，两个把手之间用细藤条编制或者横木直接连接，形成一个装载货物的框架，其上既可以坐人，也可以堆放物品。手推车不但结构简单修建容易，而且出行非常方便，可以由人在后面推着走，也可以在把手上套上绳子用肩拉，尤其是在上坡的时候用得比较多，如果一次载重的物品过多，可以在前面增加一人拉。这种独轮车正是由于其简便特点和实用性，目前在一些偏远山区或者农村仍在使用。

秦汉以来，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船只无论在使用方面，还是数量方面，都有了更大范围的增加。秦始皇巡行各地时就曾乘船渡过江河，甚至行驶海上；汉代的诸侯也大量造船，雄踞一方；在农业上也使用船只，尤其是一些南方湖泊或水乡地区，木船成为方便的交通生产工具。船只的广泛使用催生了船只技术的改进，在秦汉时期，船只的发展渐趋成熟，船只的帆、桨、橹、篙、舵、碇、木石锚等部件均有改进革新。由于本文只研究陆上丝绸之路，故船只这类交通工具不再详细介绍。

5古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

5.1促进中国和西方国家商品的频繁交易

自张骞“凿空”丝绸之路后，出自中国的精美丝绸制品源源不断贩卖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国家权贵和上流社会把丝绸看成上等物品，是高贵身份的标志，销售价格几乎与黄金价格持平。除了丝绸制品，中国商人还把代表先进技术水平的铁制品、金银饰品、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贩运到西方国家。同时，商人们也把西方国家精美的商品贩运回中原，同时带回了很多中国没有的物种，如我们目前常见的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黄瓜等水果和蔬菜，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5.2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古丝绸之路是东方文明（中国）与西方文明（古罗马）相互了解的最早渠道。早在西汉时期汉字、儒教、万里长城、宫廷礼仪等早已存在或者制定出来；而同时期的欧洲还处于古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正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到现在还为世人传颂的恺撒大帝的故事、基督教的传说、罗马斗兽场也开始在各地流传和盛行。中国传承至今的儒家文化和汉字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文明的进程，古罗马文化也影响了南欧、北非和西亚及地中海沿岸许多国家和地区，当时地球上影响最大的儒家文化和古罗马文化只是缺乏相互了解及相互吸收的机会，而正是丝绸之路开通，为东西方文明的交融提供了平台，频繁往来的外交使节和贩卖商品的商人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直接纽带，因此丝绸之路的开通在世界文化交往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新航线相比至少要早1500年以上。

5.3加速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步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主要居于偏远落后山区，生活以游牧或者刀耕火种为主，与外界的交通还非常落后，甚至是封闭状态，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随着古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汉族的象形文字、语言、先进的铸铁、开渠、打井技术、农耕、纺纱以及金属工具也随之传到西北和西南各地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古丝绸之路成了我国古代各少数民族接受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及了解外部世界的通道和窗口，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边疆各少数民族文化、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5.4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提供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当前，加快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做好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接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21世纪全国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借鉴古人开拓西域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国古丝绸之路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繁荣或者衰落经验教训，做到以史为鉴，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打造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