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尔翔：信用框架协议是数字平台的出路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智力”的涌现，促进了“社会脑”的形成，人类社会仿生地形成了“云身结构”。在人类眼见为实的认知水平下，人类操作平台日益显著地分化为“社会脑”云端平台，与个人之身实体平台。社会分工合作的效率则取决于平台道场的信用网格化水平，从而形成散乱要素-社会脑-有序平台-要素有序的螺旋式有序化过程。

可见在数字化时代，散乱的生产力要素在自我分工决策之前，就面临着一个业已存在的制度化社会分工体系。形成了一个层层细化的分工逻辑：社会分工遵循的仿生意义上的单个人的脑体分工，然后分别是社会脑内部的分工与社会身体内部的产业生命链系统分工，然后才是生命链系统的内部分工，直到能为散乱的生产要素提供有序的网格单位为止。

这个分工体系的效应在相的层面上可以表述为“云身平台”的效应函数，即P总u=bP数u+aP实u。国家是人类的阶段性文明成果，国家平台的文明化既是国家文明化，更是人类文明化关键。细化地看，国家平台具有三重性，首先是党政平台，其次是平台的平台，然后是要素的平台。人类在实体平台阶段正是这么运行的，数字化时代则需要显化这个运行机制。

显化体现为就社会平台运行之道的理解、诠释、协议、构建、合约等不可或缺的每一个环节的工匠般精神的工程化落地。以当前的“BATMD”等平台为例，这些平台必须要站在高维视点上领悟“我是谁”。窃以为这些平台是数字时代的产物，在逻辑上是国家大脑的脑神经系统，是市场要素脏器系统的代理者，需要ESG战略高度。

上图表示了人类社会分工合作全息逻辑关系图。当下国际关系危机的原因在于缺乏“全球脑”和国际信用平台。国际信用平台最核心的部分在于形成“全球国家法则协议框架”，国家法则分为通用的三个信用层级标准：法律、市场底线、ESG底线。“全球脑”需要高尚全面的信用水平，比如构建全球社会经济公正、公平、辩证公开运行秩序的倡议。

国外多党轮流执政说明国外存在多个“局部社会脑”竞赛机制。进一步看，“局部社会脑”也徒有虚名，只代表有钱人的利益最大化，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国外存在政党信用平台。中国人经过了若干个世纪的政治摸索，中国共产党以其自身理论的严谨性和实践事实脱颖而出，协同各党派有序形成“中国大脑”，并可存在党员信用甄策管理平台。

以当下热议的供销社为例，新型供销社是供销产业生命链持久有序的制度设计，制度的核心在于为供销提供数字化平台和金融担当平台支持，尤其是对是否能进入该链进行信用质量的甄别、监测、管理。并保留在全球战争化妆化的背景下，对价格进行应急性指导的权利，但一般不对交易伙伴做过多限制。显然供销社制度重启不是重回计划经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