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尔翔：平台立法可以更有效地管理滴滴

“7月2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处人民币80.26亿元罚款，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程维、总裁柳青各处人民币100万元罚款。”有没有可能对滴滴进行预警式管理，不让滴滴有违法犯罪的更有效的方法呢？

如果本着帕累托改进的思维，一定有。这便是我们要对滴滴这一类“平台企业”和一般的“平台上的企业”进行区分，制定出一套平台企业特有的运行底线规则，就可以做到。“平台企业”的法律地位是，既是国家的代理人，也是出租汽车和消费者的代理人。因而开平台者的市场底线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即具有ESG性质。

这说明平台应当具有如下觉悟：第一，可以有市场原则，但首先必须要有情怀。否则，国家不能授予其特许经营的权利。如果政府不做事前筛选，那是政府的责任；第二，不允许达不到一定觉悟和情怀的平台在黑市上活动，如果政府没有统一监管平台，那也是政府的责任；第三，如果前两点做得好，平台难以发展到违法犯罪的地步。

对平台的甄策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平台要主动向市场宣示自己的角色，不要让政府误会，也不能误导市场；平台要有统一发言人，平台的语言要在信达雅的基础上被进行效果测评；平台的行为可能与语言不一致，要单独惊醒效应测评；最核心的是平台提供的功能和服务的效应。可以想象，一定存在一个市场化的嵌套而成的包含滴滴、BATM的母平台。

随着信息化的加强，我们必然能在哲学、方法论、理论和模式上理解这样的平台，也必然能构造出这样的平台。政府也将理直气壮地从有责任构造这样的平台，转化为有权力构造这样的平台。政府的权利从从特许牌照上，从派驻检察员上，从作为GP、LP、相对控股或者绝对控股的角度等等上来加以体现。

只有以立法的形式来向市场昭示平台的逻辑，为政府确定有法可依的权利，“平台法”才能更加前置、有效地对平台进行展示、示范、辅导、培训，免得平台摸着石头过河，要么划伤了脚板，要么陷入了泥潭，要么一命呜呼，这会造成对市场资源的极大浪费。当今世界乱作一团，唯有中国秩序相对良好，我们可以以全球化开放的态度将秩序理论和模式化。

平台立法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必须以法律来保障平台必须是有序运行的。第二层说的是平台秩序是通过约定管理的。这些预定从主体性质上来说，分为大政府、平台、市场。从每一种性质的主体的信用档次来说，又分为ESG指数、经典市场指数、社会指数。准确地说，只有当主体突破社会指数底线时，才需要接受法律的惩罚。